其实，这标题是我在阿里巴巴-枫林晚演讲的标题。我午饭后再来写这篇博客。最近一个月，我一反惯例，在各种全国性报刊发表了五篇文章，讨论“劳动工资问题”和“劳动与资本问题”。我所谓的两大决定因素是：（1）劳动抗衡资本的谈判（罢工）机制的长期缺失，（2）公共的自由舆论对官僚政治与垄断资本勾结而产生的经济政策的抗衡机制的长期缺失。
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在以上两机制长期缺失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长期地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基于同样的理由或原理。政治领袖们，谁敢于长期违背这一原理？既然不敢，为何听任官僚机器追逐私利胡作非为？
这张图转自《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英文版第五章。人口红利在1982-2012期间是正的，而在2013-2050期间是负的。负的人口红利意味着每年拉低人均收入增长率的百分之五，连续三十六年，除非人口政策产生新的冲击，例如，允许或鼓励多子女的生育政策。我关于人口和新增人口的外部效应的文章交给《IT经理世界》发表，应在二月或三月份吧。根据我在那篇文章里引用的资料，每一新生儿，可导致三倍于他带给父母的外部效用，因此，鼓励生育政策的上限，应由政府支付新生儿父母相当于主观效用的三倍的奖励。不论如何，现在，我们必须假设人口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在这一假设下，我假设2050年中国人均收入是日本的三分之一（下限）或三分之二（上限），据此，由逆向推演至2006年（我手边真实数据的最后一年），我们可以估算人均收入应每年增长多少，我的结论是：每年，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率减去日本人均收入增长率应不低于6.5%，连续三十五年。长期而言，日本经济可假设每年1.5%的增长率，那么，中国的，就是8%，这是长期而言不可持续的速率。于是，逻辑地，要么，我们多生孩子，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大多数我询问过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多生孩子。
抱歉，来北京的路上，可能笔记本电脑碰在什么地方，散热系统肯定坏了，现在开机20分钟就火烫，几乎担心爆炸。所以，诸位耐心等几天，我需要一台新电脑。这事儿，我必须借助东北财经大学的支持了。
调整电源控制至最低性能可维持较低温度（在北京的冬天）。继续写几段吧：
如果大家都不打算多生孩子，那么，大家愿意在2050年享有远低于日本人均收入三分之一的生活水平吗？增长理论关于“赶超”的研究很多。重要的结论是：经济增长的三项最长期要素——“人口”、“自然资源”、“技术进步”，后两项是人口年轻程度的函数。因为，自然资源和技术进步都是人类知识的函数，而知识的进步，主要依赖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人口老龄化之后，赶超就将停止。韩国人均收入至今仍是日本的三分之一，新加坡是日本的三分之二，而日本至今没有超过美国。这些都是人口老龄化之后的定局。
现在修改我们的假设，如果大家不同意远低于日本人均收入三分之一的生活水平，那么，唯一可信的发展路径是人力资本投资。也就是说，教育和医疗的超常规发展。或许，这一路径可能支持这样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从2014年到2050年，大约35年内，每年工资增长百分之八或更高。这样的长期增长，无通货膨胀，只有靠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的极大增加才可能维持。
下面贴的，是“金融40人论坛”发给我的1月18日内部报告的一部分：关于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考，我们的观点：让财税体制改革担起结构调整重任。1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关于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和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想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就必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提高财政管理绩效。2010年伊始，中央最高决策层首当其冲地强调财税改革，凸现了政府在新的一年推进结构改革的决心和努力。深化财税改革的原因在于我国财政虽然能独善其身，但对于当前经济中一系列结构失衡问题不能发挥积极调节作用。为了更好地让财税体制服务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我们认为需要重点推进以下几项工作（1）取消各种类型经济开发区内对工业企业的税收优惠和减免政策，避免因为税收政策差异加剧产业结构失衡；（2）提高个税起征点、开征财产税并且逐步地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的财政收入结构；（3）提高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减少行政机构自身的费用开支；（4）降低出口退税，减轻财政负担。此外，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需要努力实现预算体制公开化、透明化，加强公众监督。
陆铭：中国工资上涨为何不够快
2010年01月20日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导语：中国工资的上涨，为什么速度不够快？有三股力量成为劳动工资上涨较慢的原因。
中国资本市场的这种状况导致各种投资渠道都对普通老百姓封闭了
文 | 陆铭
如果说到如何让劳动者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大家首先会想到如何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来缩小收入差距，包括地区间、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以及人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个大家会想到的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也可以让劳动者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这些都是当前中国应该去做的，但我们不妨换个角度，不要就收入分配而谈收入分配，而是将收入分配与全球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联系起来谈。
工资上涨为何不够快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要在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的同时，让劳动者成为资本家，金融市场要做改革。劳动生产率上升的速度长期快于工资增长的速度，是中国经济内部结构失衡和全球性失衡的重要原因。
工资的上涨，为什么速度不够快？有三股力量成为劳动工资上涨较慢的原因。
第一是1992年之后大规模的农民进城。当时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中国开始从宏观上结束了短缺的时代。长期的大规模的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使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那么快。直到今天，当中国的制造业加上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超过50%的时候，我们城市化率只有45%，最近的数字大概47%，这个数字已经包括了在城市里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村移民，只要他是常住人口。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比率要提高到70%、80%的话，至少还有30%左右的人口需要进城，这仍然是一个庞大的劳动供给。
第二个因素，今天看起来已经不那么重要。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始进行城市部门的劳动力市场改革，通过建再就业服务中心把大量国有企业的富余员工分离出去，这大大加强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也对工资有一个向下的压力。
第三，中国是一个对劳动权益保护比较弱的国家，其中一个制度性的根源跟我们国家的经济分权有关，地方官员一方面有发展经济的激励，一方面对他们的考核又是基于经济增长、财政收入的增长和招商引资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导致地方政府的目标偏向资本所有者，当劳资出现矛盾的时候，地方政府有意无意地偏向于资本的权益。从全球范围来讲，近几十年出现了所谓“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大大下降，而在中国又有城市化进程、劳动市场改革、经济分权这些因素，对工资上涨形成了向下的压力。
把这几个变量的趋势讲清楚，就可以判断未来了。中国的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有没有变？我的看法是没有，虽然我们希望它变，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趋势不会变，只是速度有多快的问题。工资虽然会持续增长，但速度不会太快。只要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不低于工资增长速度，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至少可以维持，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路径就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为何要让劳动者成为“资本家”？
由于劳动生产率持续上涨速度快于劳动工资的上涨，劳动者没有充分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于是出现了什么现象呢？一方面，在中国的GDP构成里，投资所占的比重持续上升，消费所占比重持续下降，而净出口所占比重也是持续上升的。另一个方面，在收入分配上，整个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更多的收入份额是被投资者拿走的。
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是一个全球现象，只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只有40%左右，太低了。既然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全球性的现象，为什么在中国这会成为一个问题，而在西方国家就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这里要讲到中国的金融市场了。
西方国家金融市场比较完善，所以对于西方国家的老百姓来讲，他的收入主体是两块：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只是收入的一部分相对增长比较慢，只要金融市场是完善的，普通劳动者也可以通过购买金融市场的产品，比如股票、债券，来获得资本收入。在西方国家，很多人(特别是中产阶级)都兼有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双重身份，这样一来，持续上升的资本收入中有一部分通过金融市场又回到了劳动者手里，这样的话，就缓解了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
接下来再看中国。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出在哪里？中国的老百姓就老老实实做劳动者，成不了资本家。为什么？
在配置功能方面，中国的金融市场有没有把金融资源配置给最有效的部门？恐怕没有。其次，在分配功能上，中国的金融市场没有充分地把投资回报分配给普通老百姓。在中国的股市上，大家买股票，主要不是为了分享一个公司的长期的业绩增长，而是为了赌博。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在中国到底有多严重，但我们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中国的股市波动非常大，最近这一轮周期里，中国股市涨得很厉害，跌得也很厉害，在巨幅涨跌中，股市的风险太大，先吓倒的就是穷人。在涨跌的过程中，人们都知道内部消息最重要，谁拥有这个消息呢？一般老百姓是没有的，没有关系的人是没有的，这样的话，普通老百姓获得资本回报也是比较难的。股市成了一个大赌场，普通老百姓都不敢把钱放进去。
第二个方面是债券市场，这里主要是指企业债。债券市场的规模和股市、GDP规模比太小了，在有限的企业债里，其实很多的债券是只对机构投资者开放的，不对老百姓开放。中国有些企业完全可以发债的，但却不发。比如，中国的高速公路为什么不可以发债呢？东部的高速公路很赚钱，完全可以通过发债来让老百姓获益。
第三个方面就要讲国有企业了。大家可能想，国有企业是国家的嘛，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分红的。你这样想就错了，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基本上不分红的。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不再是十年前的国有企业。经过抓大放小之后，中国的国有企业大量都是大型企业，甚至是垄断企业，直到最近，政府才逐渐要求国有企业分红，并投入社会保障。
最后，自己开企业好了。但自己开企业麻烦又来了，首先税很重。其次，在中国开企业的成本还要算上各种打点关系的费用。
中国资本市场的这种状况就导致各种投资渠道都对普通老百姓封闭了，把资本家和劳动者分为两个群体，如果你有钱、有能力、有关系可以突破制度上的障碍，你可以去获得资本收益，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就老老实实当劳动者。在这样的格局下，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过程就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之间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收入差距的上升又限制了普通老百姓的需求。
再来讲讲“双顺差”，即中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处于顺差的状态，很多人沾沾自喜，觉得中国创造了奇怪，这值得骄傲吗？不！“双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没有能力配置金融资源，我们把这个功能“外包”给了美国人。如果我们金融市场是完善的，自己借助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开企业，就可以把金融资源配置到有效的用途上了。
今天，中国的金融市场没有这个能力了？怎么办呢？在国内，老百姓把钱存到银行，不消费，我们生产很多东西卖不出去，就卖给美国人，出现外贸盈余，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要保持增值，再买美国的国债，美国人借到了钱，一部分是用来买中国的产品，另一部分又转到中国了，变成投资了。我们前面讲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资本回报很高，这点不仅中国人知道，美国人也知道。
如何让劳动者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中国经济要从失衡走向平衡，本质上就是要弥合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之间的差距。在这方面，中国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首先就是社会保障和更好的劳动保护。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的劳动合同法的方向是对的。当然，有些条款是否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功能僵化，还需要再斟酌。
第二是公共服务，其中特别是教育、培训、医疗。如果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让家庭在这些方面的支出下降，就可以减少消费者为这些目的的储蓄。
第三，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减税。现在中国的税收负担是比较重的，同时，政府财政每年又有大量节余。这些节余的税与其想办法花掉，还不如不要收，对于鼓励投资和刺激消费都有益。
最后，与本文的主题最相关的就是，中国要大力完善资本市场，让劳动者变成资本家。具体地来说，要规范股市，增发企业债券，加大国有企业向财政分红的力度，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降低百姓自己开企业的成本。这些问题的解决均可谓任重而道远。(作者为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最后修改于 2010-01-20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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