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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描述

姓名:汪丁丁 位置:中国,北京 数学学士(1981年),数学硕士(1984年),经济学博士(1990年)。最近十年的工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跨学科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及主任,主持跨学科行为金融学实验班的工作。长期坚持的工作:胡舒立的《财经》、《新世纪周刊》、《财新周刊》和“财新传媒”学术顾问。教学及阅读领域:经济学思想史、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2006年至今创立并主编《新政治经济学评论》。2008年以来全力推动跨学科教育实验。在公共领域内所持的矛盾态度:批判主流,关注思想,拒绝媒体。对任何学说及其鼓吹者持温和的怀疑主义态度。2013年开始与信孚教育集团共同推广幼儿-小学-中学的跨学科实验教育(2015年因特殊原因不得不暂停)。

中国需要何种学术标准 ---丁丁---经理世界文章

2012-08-11 14:54 阅读(?)评论(0)
  • 创新与标准化

    时间:2012-07-05 来源: 作者:汪丁丁 浏览:85次 我要评论(0) 字号:T | T

  • 前些日子,我看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明星经济学家达龙·阿塞莫格鲁与另外两位作者去年发表的论文《经济增长的两大引 擎:创新与标准化》。他们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只有创新而没有适时的标准化,则创新的成果就很难转化为经济福利和未来创新的制度基础。但若过分强调标准 化,则容易形成官僚化的管理体制从而扼杀创新。健康的增长模式,是在创新与标准化之间权衡。我们可以想象一条彩虹形的曲线,对应于创新与标准化的不同比例 有不同的GDP增长率,并由这条曲线唯一的峰值决定一个最优的“创新-标准化”比例。

    极端而言,如果完全没有标准化或标准,就根本不会有“商品分类”。你到商店买一只水杯,可以见到许多形状不同的“水杯”,有些很细小,有些很粗大。 你可以想象最细小的水杯其实是“试管”,而最粗大的水杯其实可演变为“酒桶”和“脸盆”。当然,你还可以将你个人的情感赋予它们,例如,你特别钟情于其中 一只水杯,哪怕任何他人都无法感受到它与那里摆放的其他水杯的任何差异。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商品是有价格标签的物品。可是,巴泽尔观察到新鲜草莓分类标价的困难。新鲜草莓千差万别,几乎很难找到完全无差异的两颗草莓。 如果定价是免费的,则草莓的价格就应千差万别,每一颗有一个价格标签。但由于定价不是免费的,草莓卖家只能为每一类草莓确定一个价格。这样,草莓买家就可 能在标有同一价格的草莓里继续挑选更合意的草莓。如果挑选草莓是免费的,卖家当然不会干预买家的过分挑剔行为。由于天下没有“免费”这件事情,所以,卖家 必须预先想象买家挑选草莓的通常标准,并根据这些标准将自己的草莓分类和标价。由于技能专业化,由卖家挑选草莓远比由买家挑选草莓损耗更小。因此,交易费 用学派的经济学家当然建议由卖家预先挑选草莓(分类和标价)。也就是说,卖家根据买家可能有的标准,预先分类标价。

    我们还可以将上述见解运用于学术领域,草莓卖家预先设想草莓买家可能有怎样的标准,类似地,学术的标准要由卖家预先替买家设想。这里,卖家是学术作 者,而买家是包括其他学术作者在内的一切其他人。但学术毕竟不是草莓。一件学术作品,必须在特定的学术传统之内才有意义和价值。学术传统主要是由传统内的 权威学者和权威之间的持续对话来维系和传承的。

    谁是学术权威?这是一个问题,尤其在当代中国社会,在各种传统价值与各种现代价值错综复杂地互替与互补的时期。我们常将权威分类为二:其一是内在 的,其二是外在的。人们心悦诚服地遵守的权威,是内在的。人们因为既定规则或强力威胁而遵守的权威,是外在的。根据韦伯的政治社会学论述,现实世界的任何 权威,如同创新与标准化的关系一样,或多或少要依赖于内在的遵守(领袖感召力),也或多或少要依赖于外在的遵守(官僚化的制度力量)。

    我们可以想象,这两种类型的权威依照不同比例组合,对应于学术繁荣的程度,呈现为一条彩虹曲线。中国目前如此普遍的学术腐败,首先意味着承担学术传 统维护功能的权威们的失职,其次意味着中国学术标准的外在权威太强而内在权威太弱。最荒唐的是,由于研究经费多年以来由政府垄断,大多数学术权威要么是政 府权威的代理人,要么干脆就是官僚。

    何种品质构成内在学术权威?人格魅力当然重要,这是内在权威通有的要素;另一要素是学术判断力,学术权威必须能够判断学术传统未来可能的演化路径。 凡能够准确预见未来10~20年学术发展方向的学者,常可在学术传统内确立权威地位。而在转型期中国社会,学者只要对未来几年的学术演变路径提出准确判 断,就可确立自己的内在权威。

    当然,在文明程度很低的社会,买家和卖家都很少为他人设想,那就根本不会有上述这些麻烦,卖家可以禁止买家挑选——爱买不买,即经济学教科书里的 “All-or-None”交易方式。市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论你有何种文明程度,交易机会永远存在,只不过在文明程度太低的社会里只有最粗略的交易, 而那些更精细的交易将无法实现。

    测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直观而言,就是看那里的人们是否相互之间更“Thoughtful”(顾及他人的利益和思想)。地球上有许多人类社会,它们之间有竞争。演化至今,我们看到的社会,多数是文明的。因为更精细的交易,其实有更大的利益,所以,更文明比更不文明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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