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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汪丁丁 位置:中国,北京 数学学士(1981年),数学硕士(1984年),经济学博士(1990年)。最近十年的工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跨学科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及主任,主持跨学科行为金融学实验班的工作。长期坚持的工作:胡舒立的《财经》、《新世纪周刊》、《财新周刊》和“财新传媒”学术顾问。教学及阅读领域:经济学思想史、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2006年至今创立并主编《新政治经济学评论》。2008年以来全力推动跨学科教育实验。在公共领域内所持的矛盾态度:批判主流,关注思想,拒绝媒体。对任何学说及其鼓吹者持温和的怀疑主义态度。2013年开始与信孚教育集团共同推广幼儿-小学-中学的跨学科实验教育(2015年因特殊原因不得不暂停)。

也谈水价 兼谈北京出租车定价问题

2013-04-18 07:09 阅读(?)评论(0)
据“财新网”记者宫靖报道(见附文),中国水务董事长认为中国水价至少要提高十倍---也就是从现在的每吨4元上涨至每吨44元以上。资源经济学,是我研究生时期写过几篇论文的领域(参阅我的“资源经济学若干前沿问题”)。理论视角下,这样的水价是可能的。其实,我记得是周其仁的回忆,兰德公司的一位领导人三十年前预言中国将来要从北美进口的大宗商品是:水。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最大危险是道德基础缺失(参阅二十年前我写的三篇“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文章)。水的严重污染,只不过是道德危机的许多严重后果之一。汽车泛滥,空气污染,食品毒害,服装毒害,儿童毒害,教育失败,卫生服务在人口老龄化时代面临崩溃,……。不要忘记诺斯的提醒: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因发展失败而彻底消亡的经济社会(所谓“锁入效应”)。不要以中国历史悠久为理由拒绝诺斯的提醒。阿罗在一篇关于礼物与交换的文章里提出过一个“不可能定理”:不存在可以将支撑系统市场化的市场。韦伯列举了“资本主义的支撑系统”,例如会计、统计、法律、道德等等。阿罗提问:如果法院判案是根据“价高者得”的原则,谁还诉诸法律呢?如果诺贝尔委员会根据候选人的出价来决定是否授奖,谁还相信诺贝尔奖的学术性质呢?类似地,谁在求婚时探讨爱情的市场价格?我反复提醒经济学家们,市场是有边界的,市场不可能同化它的支撑系统而不失灵。道德自律、相互制裁、第三方监督,这是产权经济学家巴泽尔列出的三种契约监督方式,现实社会是这三种监督方式的混合,通常以成本最小的方式混合(参阅我为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学分析》中译本撰写的序言)。例如,道德自律的缺失,诱致另外两类监督方式的强化。但是,三种监督方式相互替代的关系不可能是完备的,这里存在边际递减规律。如果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完全缺失,那么,不论怎样强化政府(第三方监督机制之一种)或强化相互制裁的武器(杀医),终归无法避免社会消亡的命运。汽车泛滥到无法呼吸的程度,与公共走廊的悲剧完全一样。水,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的水,将从北美依照大宗商品的方式进口,犹如我们必须进口安全的猪肉和安全的奶粉。因为,我们没有道德,所以我们只好从有道德的地区进口需要道德基础才可生产出来的商品。有道德基础才可生产的那些商品,日益成为人类生活的必须品。中国呢?如果道德自律完全缺失,则另外两种监督方式的总成本将迅速增加以致生产有道德基础的商品的成本高于同类进口商品的价格。环境,是公共走廊问题之一种。产权经济学家建议界定私有的环境产权,从而可消除公共财的悲剧。但在技术视角下,为自然环境界定私有产权,成本太高。虽然,目前已很容易想象大街上每一个人都背着一只新鲜空气袋,带自己的呼吸面罩,定期到商店去补充新鲜空气袋。据此,不难想象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背着一只水袋,定期到进口水商那里去补充净水。还可以想象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信誉评级将依靠进口评级服务,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我们找朋友的时候,我们贷款买房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求学的时候,都要借助于可信的于是只能是进口的评级服务。
   没有道德,环境资源的危机远比有道德的社会更严重。所以,水价上涨十倍,是可能的,虽然未必是现实可能的。现实政治很可能不允许水价上涨十倍,至少短期不能。水是公共资源,水的服务可以由私人提供。中国的水务,是公共性的,于是有公共品的定价问题。公共品定价的原理,是使各期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的贴现值总和最大化,于是敏感依赖于需求曲线的性状。对水的需求,可以说出现于价值链条的每一环节,所以,水需求,既是基础的又是派生的。在不同环节上,对水的需求有不同的弹性,于是应制订不同的水价。与生命密切相关那些用水环节,公共福利(消费者剩余)的最大化,往往与利润最大化的要求不一致。水务董事长的涨价要求,可能主要基于利润,而不是基于公共福利。但公有制的利润,怎样计算?没有竞争,就不可能知道真实成本,于是不可能计算利润。竞争?引入私人企业吗?道德如果完全缺失,我们如何相信私人供水系统呢?我承认,这是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晋商有信誉,晋商不是公有制的,但有信誉。经济学家知道这一原理,私人的信誉相当于私人的社会资本。当代中国的转型期社会,不同于晋商成功的时代。因为,社会资本的价值敏感依赖于社会稳定性。总之,这些题目都需要详细解释。今天,就写到此处。

可是在搜狐首页读了习近平微服私访北京出租车的报道,很高兴,接着水价问题,重提出租车定价问题。最近在北京遇到一位老出租车司机,是北汽九龙的,真算经验丰富并且勤于思考。我转录他的建议如下:(1)政府目前补贴出租车油费,可换一种方式补贴而不必增加政府开支,即每辆出租车每天可在加油站凭卡享受25公升每公升4元的价格,超出的部分依照市场价格支付。电子卡早已能够监督出租车的运营细节,故这一方法非常可靠。它提供了强烈的激励让出租车司机每天都想出车而不是高峰期躲起来打牌看报纸睡觉,因为不出车,就损失当日的低价油;(2)限行方法也可以改进,例如,每天只在高峰时间限号,普通时间不限号,这一方法可提供激励让用车的人主动错峰;(3)目前的出租车价格应上调20%或更高,但政府(发改委物价监管部门)必须盯住“份钱”,而不是盯住出租车服务的价格。例如,命令出租车公司上报现行的“风险抵押金”数额和“月份钱”数额,不准出租车公司调整这些数额,同时鼓励出租车司机成立监督公司的自由工会。这一方法导致出租车涨价的最大受益者是出租车司机;(4)放开出租车市场准入制度,以车牌拍卖方式自由进入,中标者仅缴纳每月管理费,自由承担风险和利润。这一方法是上述方法的互补政策,因为只有自由进入,才可避免涨价之后出现超额利润;(5)在交通异常拥堵区域设置摄像拍照车辆,凡私人车辆在高峰时段进入这些区域,年底必须纳税(这是伦敦治理交通问题的经验),拥堵税的确定方法,容后叙述;(6)公交系统的运营效率必须相应有所改善,否则,从私家车转向公交系统的人没有出路。目前北京的大巴司机实行“计件工资”制度,故空驶比例很高,只求完成往返定额。杭州的大巴实行“计时工资”制度,故空驶比例较低。合理的办法可能是混合制度,通过试错法寻找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的最佳比率。例如高峰时段计时工资,低谷时段计件工资。


水价提高十倍何其谬也

2013年04月17日 08:02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72

  财新记者 宫靖

  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第十一届水业战略论坛上,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国水务)董事长王文珂语出惊人:水价至少要提高十倍,到30到40元一吨(立方米)才行,“我坚决支持水价上涨。”

  此语一出,顿成网络舆论焦点。中国水务有浓厚的央企背景,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和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其股东,因此王文珂此语,被很多业内人士和公众理解为官方释放水价上涨信号。

  客观地说,王文珂的“提价十倍”之主张,在中国供水行业内部有一定合理性,因为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供水企业亏损,而造成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水价过低。

  然而,王董事长讲话理太偏,只讲了供水企业的道理,没有讲用水公众、用水企业的道理。在责任上只强调消费者责任,回避了政府和水企责任。其谬有三。

  一谬在于,如以北京目前每吨水4元出头计算,提高十倍就要每吨40多元。显然,此水价高得离谱。即便是居民平均收入高于内地的香港、澳门,其水价也比北京高不了太多。并且,港澳都是缺水城市,主要依赖从广东省调水。

  澳门家居用水水价分为三级,首28立方米用水,每立方米仅4.35澳门币,57立方米以上用水每立方米也仅5.27澳门币。香港也是阶梯水价,最高每立方米也仅9.05港币。香港甚至对每月用水低于12立方米的用水户不收费。

  全球固然有一些地方因水资源短缺,实施了高水价政策,但多数国家的水价还是考虑到其公共属性的一面,因此居民合理用水部分的水价大都不高。

  二谬在于,中国水企的大面积亏损主要不是水价过低造成,而是政府公共投资欠缺造成。当前水费,一般来说可以覆盖企业制水成本、供水成本。水企亏损原因主要是水企在供水之外,还得负责供水管道维护和水厂制水设备改造升级等固定投资。显然,后者是各级政府投资不到位造成,与水价关系不大。

  从经济学角度,公众的合格饮用水首先是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所以无论如何政府应保证供水基础设施的建设。饮用水向公众收费也有其理,它是一种具有资源稀缺性的公共品,不收费不利于节水。

  但是,公众应为用水付费,不代表公众应该承担全部的用水成本。例如,中国的水源污染较为严重,为此水厂制水设备投入必须加大。这是一笔很大的投资,道理上应由地方政府买单(当然政府收入也来自纳税人,但这意味着应调整既有预算中的水务投入,而非简单的另开财源),让用水者买单没有道理,因为水源不是用水者污染的。

  中国水价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水价,其由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和供水成本等多项内容构成。在此情形下,笼统地提高水价也并不合适,提哪一部分,为什么提,都需要向公众说出个一二三来。

  三谬,则是王董事长的理论,忘记了一个准则——优质才能优价。政府和水企首先要考虑给公众提供合格的水,再考虑合适的价。

  众所周知,中国饮用水水质现状并不乐观。2009年全国4000多个县级以上城市的交叉水质检测显示,仅有58.2%的水厂出厂水质是合格的。

  2012年7月,中国开始实施与欧盟看齐的水质标准。据此标准,理论上不仅城市公共自来水厂的出厂水能够直接饮用,就连管道水、居民入户水即龙头水也可以直接饮用。然而直至如今,没有一个城市政府敢宣布当地居民入户水即龙头水是合格的,更没有一个城市敢宣称本市居民入户水可以直接饮用。

  显然,如果水企和地方政府想把水价提高十倍,那么对等地,公众可以要求供水企业和当地政府先把水质提高十倍。此外,水质信息必须公开透明,由第三方实时检测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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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修改于 2013-04-18 10:04    阅读(?)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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