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财政部财科所所长 贾康】说到改革，个人感觉在当下社会氛围里面，这样一个主题词往往谈论起来是带有沉重感的。我试着提炼这么几个短语或者表述，谈一下我的感受。

　　第一句话，我们现在处于黄金发展和矛盾凸现伴随这样一种状态。黄金发展期非常明显，在决策层表述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前几天我随着一个调查组在福建调查小城镇的发展，其实从比较大规模的城市到小城镇，所到之处看到的就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里面既有住宅区，也有规模宏伟的厂房，在发展过程中间越来越注意生态环境，注意宜居，提出了“慢生活”等等这些过去认为超前的里面，他们融入到这个发展中间。

　　同时在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继续有希望保持势头的情况下，仍然被人们所肯定的同时，我们受到环境制约，这个矛盾的凸现非常明显。2012连续三个区域性的群体性事件就出现在化工项目，这种项目在八年、十年以前，如果启动的时候是当地政府和民众一起敲锣打鼓，但现在隆重举行开工典礼的时候，民众完全不接受，最后不得不以特殊手段平息事态。当然最后的结果都是类似的，宣布这个项目在本地永远不上马。而实际上我观察呢，这里面没有什么人真正实现了他们的利益的诉求，实际上是当地政府和民众双输的局面。

　　在这样的矛盾后面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民众对环境资源方面的考量，对于自己生活质量的要求前所未有达到一个新的水平。那么公共权利体系能不能适应这个要求，你的税收收入和其他很多事情不能按原来的套路往前推。还有受到人际关系制约凸现，比如财产配置，政府政权机构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在很多场合可以观察到火药味很足。这种人际关系的矛盾，在背景上就是属于中等收入来临以后，任何经济体都要经过这个阶段。这两大角度矛盾的凸现是交织在一起的，更深刻的是生产关系层面的。

　　【字幕】怎么样通过价税财联动改革，把财务杠杆基本的制度安排建设到位，把经济杠杆的作用发挥出来，显然要推进制度改革。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 贾康】第二句话，我们在运行态势上是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的对冲。我们的下行因素越来越明显，一般学术界认为我们潜在增长要下台阶了。前面三十多年两位数的增长，现在不能再指望了，我们主动把年度增长目标下降到7.5%。潜在增长下台阶，同时注意到劳动成本明显上升，现在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和五年相比差不多翻了一番。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学者画出曲线2015年人口红利迅速归零，另外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压力，有的学者认为，它远比我们现在讨论的地方政府负债压力大的多。几十年内，基本养老和其他养老，以及老年人医疗服务巨大缺口，中国社会怎么填补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

　　在较高的基数之上，现在投资报酬递减也是可以观察到的特征。诸如此类，这些下行因素必然会形成新阶段新挑战。另外我们要看到可以指望的上行因素，比如说城镇化，按照其他发达经济体走过的道路，这个还是能够指望的，一年上升1个点也还能发展二十多年。

　　城镇化的红利和城镇化发展伴随其他要素的活跃所带来的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升级等等，我们有信心去争取的潜力释放。这里面的科技创新也是国家战略，我们在中长期发展规划当中是非常明确的。

　　在创新释放潜力旁边，还有一个社会管理红利可以挖掘。中国政府至少有一批人意识到，很多事情的管理不要政府冲到第一线，能不能调动社会的力量，现在社区里面在探索多样化的管理形式。社会管理的红利显然非常值得挖掘，政府在这方面如果定好的定位，正好把我们原来所忽视的领域，它里面所产生的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发挥出来。所有这些红利合在一起，这几个红利更好的挖掘是决定着我们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对冲之后，所剩的净值是多大？

　　这个潜力怎么如愿的释放出来，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而这个关键又在“改革”主题词上面。怎么样让政府错装的这只手拆下来交给市场是要动真格的。

　　怎么样通过价税财联动改革，把财务杠杆基本的制度安排建设到位，把经济杠杆的作用发挥出来，显然要推进制度改革。在这之后争取最大的红利，就一定落在怎么样能够把改革实质性的往前推进。

　　【字幕】形成现代国家必须建立现代税制，这个过程中间理性程度提高，必须在博弈里面走向一个理性之路。但是理性表现出来更难的，首先是政府怎么约束自己。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 贾康】第三句话，改革的努力和利益阻碍的博弈。在十八大召开之后我们看到非常清晰的信号。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科学发展强调至今，同时伴随的是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很多改革事项严重滞后，这里面大家都说到了既得利益的阻碍。

　　这些既得利益在共和概念之下，首先让它有一个正常表达的途径和机制，任何的利益集团都可以表达它的诉求，然后我们要寻求的不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

　　比如税收市场，现代社会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决断。比如说我们讨论和民众相关的税收，如果我们做一个公决很简单，这个税收最好把它废了大家就高兴了，但形成现代国家必须建立现代税制，这个过程中间理性程度提高，必须在博弈里面走向一个理性之路。但是理性表现出来更难的，首先是政府怎么约束自己。李克强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说到“壮士断腕的决心”。在这之后也有学者对自我革命的坚定性的怀疑，真正在自己身上动刀谈何容易，这个背后改革阻力和利益阻碍，这是中国社会现实中处处发生的问题。

　　如果处理的大致能够过得去，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前面周教授所说到的，改革和社会问题的赛跑，改革和越来越年轻主体期望值赛跑，但是如果处理不好，会不会出现改革落后的局面呢？这种不确定性，至少从居安思危的角度不能够否定。

　　那么在后来一些场合我听到，一些企业家更愿意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现在是改革和革命在赛跑，矛盾不加以化解，矛盾积累到某一个偶然事件，造成矛盾暴力冲突表现形式的时候，那么社会代价是极大的。

　　【字幕】美国进步时代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比如，建立现代意义的税收制度，现代意义的法律体系，公众意愿表达机制，更多和政府互动的机制。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 贾康】第四句话，十八大之后，我们所处在2013年，挑战机遇并存的情况之下，怎么样接受历史考验，确实存在一个新起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怎么做顶层规划的文件，这个顶层规划怎么和继续鼓励先行先试的创新过程互动，这种互动怎么样落实到真正要缓解中国环境制约，加快转变增长方式，怎么推进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来使渐进改革一些基本目标伴随新型农业化、新型城镇化能够让它走出来。比如财税方面、营改增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共识，但其他的文件现在只说是研究。

　　这和上面所得的既得利益在一起，我认为比较容易取得社会共识的改革事项，大家都意识到人口老龄化压力来了以后，已经实行三十多年计划生育里面的改革应该做调整。这几千个人不会带来婴儿潮，也不会冲击国策框架。它产生的正面效益是不可忽视的，他会使我们社会大众感觉到在可做的事情上面，还会对冲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客观上还会减少中国社会上大家议论越来越多失独压力。他还会改进一下人口的结构，诸如此类这么多的正面效益为什么就铁嘴钢牙死咬着不放。

　　我们寄希望于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十八大之后的三中全会上，能够看到在这方面有力的推动。

　　第五句话，中国是不是也有必要借鉴所谓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这个路径依赖过程中间，我们设想一下三中全会有没有可能提出一个很多学者讨论的，五位一体讨论的，正面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这里面我个人观察不确定性是明显的，假设三中全会后仍然不能提出正面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那我们可做什么事情？多少年前已经有学者注意到，美国人在1880那个时点上跟中国当下高度近似。

　　科技杂志满天飞，灾难性的事故层出不穷，等等这些事情综合在一起，美国人怎么走出混沌状态呢？美国人做的事情没有一个涉及正面体制改革的，而是抓住建立现代意义的税收制度，现代意义的法律体系，公众意愿表达机制，更多和政府互动的机制，通过这些就把美国混沌状况调整为能够接受的状态。

　　美国发生一场大火，烧死一百多位女工，振动全美，振动全美之后，通过了一个最严格的法律，这个法律从那个时候一直严格执行到现在。我在二十多年前到美国的时候，我所租的窗户外面就是一个金属疏散机。

　　如果通过面对刺激，能够把法律做到位，那我们一步一步把税收、把预算，把公共意愿怎么表达。美国人在1913年形成了个人所得税到现在一直执行。在1920年形成了纽约地方预算，以后迅速复制到美国其他地方。无非这样一个过程，支撑着它走向现代国家，现代社会。中国在这方面当然不能简单套用美国的经验，但我觉得，我们如果说找到在改革深水区，我们的潜力空间要打开，越来越带有难度，这个话题越来越沉重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努力让以后发展过程当中代价低一点。

　　从大家都可以发出声音的，怎么样建立现代税制，现代透明的公共预算开始，把实质性改革往前推，这些办法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此为贾康2013年6月8日在江南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