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新买一书,爱不释手,决定推荐给《财经》四月号的读者。《人生至理的追寻》,其实是梁先生晚年的读书笔记——早年的早已丢失,晚年的由培宽、培恕整理,最近出版。读至169页,抄录一段:“任何活动当我们对之加以反省时,都可把它固定化符号化成一现实的对象,再加以把握而隶属于我,执着之为我所有的,而生一种有所占获的意思。而实则此时我即隶属于对象,为对象所占获,而我之精神为对象所限制所拘执而陷溺其中”——录自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梁先生按语:“君毅头脑清明,思想锐入,其言值得思存。”梁先生1917-1924期间在北大任教,唐君毅是北大学生,并曾听梁先生讲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因左派学生们群起反对梁漱溟,唐难以继续听课。不料,梁先生以为唐君毅因家境贫寒无法支付每次一银元的听课费,特别托人转给唐先生五块银元,以资鼓励。此时唐先生记了一辈子,深感前辈厚德于后学。唐君毅1949年移居香港,十年后领衔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所谓“新儒家宣言”。不过,我读签署这一宣言的四君子著作,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感觉他们都未如梁、熊、马三位那样真正以“修”为本,虽有“明心见性”的文字,但未必实有“体悟”。这或许因为他们已经离开故土,与地气不接,虽向往而不能。古人修行,贵在情境。师承是偶然因素,情境是必然因素。


档案
日志
相册
视频



评论
想第一时间抢沙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