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在东北财经大学“社会与行为跨学科研究中心”的朋友们，经历了若干次危机——这样的事业，要嵌入到我们的教育体制之内，不可能不经历危机。“……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辛词）“知识过程与人生感悟”（丁丁）。也难怪，阿罗1990年代中期在一篇工作论文里这样写着：知识生产的最重要特征是，你必须亲身参与这一生产过程，从始至终。否则，你就不知道生产的是什么。

首先是行政危机。中国社会，以我的感受而言，从来就是而且应当是“因人而设事，因事而设制。”作为对比，美国社会（或其它西方社会），通常是“立宪（设制）之后事，因事而有人。”因此，在中国办事业，首先是人，其次是钱及其它。

其次是内在于“跨学科教育”的危机（可称为“问题”或“根本性的问题”）。我和我在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朋友们多年前已经探讨过这一根本问题，发表的文本包括我和卫东、叶航的“谈跨学科范式”、“再谈跨学科范式”、……，感谢崔文杰（东北财经大学社会与行为跨学科中心执行主任），以查找并建立文档的无与伦比的能力，复印了这些文本。

第三是学生和教师的调适能力危机（可称为“操作问题”或“技术性的问题”）。我在“招生简章”里写过，我们的教育方式，与“应试教育”相比，有明显的优势和明显的劣势。优势和劣势全在于，我们的（社会科学）教育是“问题导向的”，而应试教育是“教科书导向”的。前者天然不顾学科限制，只为求解人生与天下之重要问题。后者结构谨严，但求陈列科学知识而漠视人生与天下之重要问题。这两种教育方式，内在地，各有自己的问题。如王国维所言，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我们的跨学科教育实验，就是试图调和二者，使可信者稍许可爱而可爱者稍许可信。孔子的教育实践，或许从来没有这样的两难局面。唯有在转型期中国社会——现代化和西方化并举，才发生这样的两难局面。

为化解上述困境，我们的学生和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力求界定的“问题”，应同时满足下列三项条件：（1）它必须是一个“issue”——针对同一问题的求解，存在着至少两个同等有力却相互冲突的原则，将我们逼迫到角落里，不努力向上升华便要向下沉沦。（2）它必须能够打动你，从而它是“你”的问题，而不必是他人的问题。这是生命哲学的思路，我曾写在许多不同文章里。（3）它必须在学术传统（即由至少一群知识人的共同体的问题史）内有意义。

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我们与教师和教学部门辛勤交流，终于可能在秋季学期实现上面这张“心智地图”——新生2009年秋季课程安排。这里出现的，右下角，是一共13学分且尽力融为整体并由六位教师“滚动式”教学的“课程包”（行为与社会心理学、统计方法与统计软件、社会科学定量分析基础），称为“社会科学定量分析基础”。左侧，是一共9学分且尽力融为整体并由四位教师合作教学的课程包（金融学导论、价格理论及其应用、批判性思考），称为“专业基础及批判性思考”。上方，是一共4学分的两门课程，相互影响，称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太极实践”。

我以后可能补充，今天写了许多，怕丢失，先发布吧。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65-1289.shtml

我为什么喜欢Google

　　从快10年前——也许没那么长？记不清了——汪丁丁告诉我要试试Google这个搜索引擎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停止过使用它。我把它告诉了胡舒立，她也一样停不下来了。这样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不新鲜。
 　　我们喜欢Google。它从来都能回答我们扔给它的各种问题；回答不了的问题，往往是别人给它造成的问题——还记得Google快照吗？最重要的，我们用google，一直很舒服。从Google，到Gmail，到Google Calendar，到Google Docs以及许多其他，我们用啊用啊用，一直很开心。
 　　Google靠广告生存，但它的广告不讨人厌，不会跳出来霸占你的注意力，不会占用电脑太多带宽和CPU。它的服务大多是免费的，但并不因此就偷工减料，几乎每天都能看见还在改进。Google对他的员工也很好，虽然这个不关我们的事，但这是一个旁证啊，至少让我们对Google创始人“不做恶”的宣示有更多一点信心。我今年初见过Google创始人之一Larry Page。他谈了半天在苏黎士的欧洲总部办公条件是多么地让员工爽。跟我一样，他也有一张没长大的脸。
 　　

Larry Page，来自Google图片搜索

 　　

　　是的，我知道，当我这样的人成群结队地使用Google提供的环环相扣的新服务的时候，我们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阳谋。Goolge的商业模式建立在知道用户在做什么的基础上。它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无所不在。它成为我们工作与生活的中心平台。它已经大到让人想起当初的微软。虽然还那么年轻，Google已经是巨无霸。在快速增长中，它的文化的任何一丝调整都如巨鲸入水，不仅人皆见之而且还会放大。但所有这些放大以后的各色负面信息，无法改变我对它的喜爱。

　　我也知道，Page看到我这样的和其他的用户，不会不生出天下英雄入我毂中的欣喜。但什么也抗不住我自己愿意。在这个喝要防三聚氰胺、吃要防毒大米、玩要防毒玩具，治病要防假药，搜索要防竞价排名的时代，我愿意做一个快乐的Google用户。我选择让Goolge来管理我的信息，绝不接受绿坝的保护。

　　至于中央电视台周四晚上开始的对Google的集束式炸弹攻击，我只有一句话：既然有70码，为什么还不禁路？

周其仁：勾勒成都土地变革蓝图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09年06月28日 20:11

开征新税 如履薄冰

以出家的精神

汪丁丁

　　这标题出自梁漱溟先生1934年8月在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讲习所的一次讲演，标题是“以出家的精神做乡村工作”。开篇是这样写的：“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现在我来作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因为此事太大，整个的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这篇文章很简短，但深沉感人（《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425-426页）。
 　　因为赵婕的缘故，我成了《启迪》的长期读者。她是这份期刊的执行主编，她说这是一份面向中学生和小学生的读物，目前是双周刊，定价很低，发行量很大。我随意取了一期杂志，2009年3月上半月刊，定价3元。发行量多大？我没有仔细查询，我的印象，每期有几十万份之多。我写这篇随笔，没有征求赵婕的意见，随感而发，不必专门查询。
 　　这样一份期刊，令人惊奇的是，不论你翻阅哪一页，以高于70%的概率，你会发现那一页的内容，必是仔细选择或编辑过的，文字也必是认真审阅或润色过的，所以显得与众不同。在编委的名字后面，与期刊编委会常见的列名方式不同，这里，每位编委都有职责。三位编委的职责分别是“选题总监”、“流程总监”、“文字总检”。以我的阅读经验，目前国内常见的大众期刊（包括报纸），每期里面（包括硬性广告和软性广告）若见到10%的内容和文字称得上“出色”，就已经是一份出色的期刊了。其余的内容和文字呢？我认为读者也能够谅解，因为记者和编辑忙于应付他们日益艰难的处境——市场、收入、内容及作者的水平、出版界的监管政策、大众品味及教育普遍失败的后果等等。大约2003年以来，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开始进入一个足以诱致报刊价格迅猛增长的阶段。不过，这样一个依照各国统计经验由人均收入水平及其增长率决定的文化产品需求迅猛增长的阶段，恰好陷入一个艰难的处境。金融危机导致了经济萧条，大众的收入远低于预期。而对期刊的需求，收入弹性通常较高。也就是说，消费者的收入下降百分之一，可导致期刊销量下降超过百分之一。记者和编辑如何应付这种困境呢？与我们周围发生的其它事情一样，不难推测，他们会为期刊的文章“掺水”，例如，以90%的比率掺水。
 　　由此看来，《启迪》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一定很辛苦。因为，据我的观察，他们收入并不高。他们编辑的杂志，完全没有广告，而且文字的掺水比率很低，例如，低于30%。他们是怎样工作的呢？首先，我很可以借梁先生的话，说这是一种要以出家的精神来做的编辑工作。其次，我发现他们发表的文字多是从其它报章杂志摘编的。今天，在所谓“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切不可轻视了摘编的工作。我以前论证过，为什么在这样的时代，大众早已无暇读书甚至无暇思考。大约十年前，我们的期刊编辑及优秀记者就开始承担替大众读书和思考的任务了。若要这几位年轻人每两星期将一份几十页的刊物（以不低于70%的概率）装满被我称为“出色”的文字——从那些过度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世界并惟其如此而被普遍忽视了的无数报刊里筛选出来的文字，谈何容易！
 　　“很多人一辈子读《红楼梦》，每次都看到不一样的意思，古人反复读为的不是这个，他是每次都读到同一个意思。他是要再三地提醒自己，比如，‘当一个人对你做错事之后，你不要愤怒，你反而要去想他为善或为恶的理由，然后你就不会愤怒了’，容不容易懂？做不做得到？这种书不是要你明白它的意思，是要你去做。所以真正读书读得好的人都会被某一本书变成另外一个人。古代读书人一定要是一个好人，如果不是一个好人证明书没有读好。所以读书是一种修炼，……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发现今天大家只是把读书当作一个工具，通过它拿到什么东西。读书其实是一种精神修炼，是我们已经失落的一个传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恢复它，找一本书去修炼自己，追求自己的变化”（《启迪》2009年5月上半月刊第14页）。这段十分口语化的文字，是梁文道说的，摘自《城市画报》。
 　　写到此处，我不能不继续引述梁漱溟那篇讲词里其余的文字，接着上面的引文：“此时即如出家和尚出家时，觉得世人都在梦中，而自己甚为孤独，……在普通和尚很少这样激动，这样决心，自动发愿出家；如果那样的出家，等于未出家，他虽出了家，不过随随便便念念经，其生活是同世人一样的无聊。这样的生活是无味的生活。如果乡村运动者不是自动出家，在内心没起了激动，仍系鬼混度日，这是最冤枉最无味的生活。如果我们真是发愿而来，我们应当真的像和尚一样感到孤独，常常念着众生，……一个人很容易一阵明白，一阵糊涂；明白时很容易明了他的责任，糊涂时便恍惚忘记了。这只有常常提醒自己，要问出一个很真切的心来。如果不是真想干，干脆的不如不干；如果真想干，那么应该很深沉的内决于心，虽有时糊涂恍惚，也可觉醒的。”
 　　谨以此文向赵婕和她的编辑们致敬，向每一位以出家的精神从事教育事业的同仁致敬。

《财经网》网友：

　　xiexie

2009-06-11 18:21:43  

《财经网》网友：

　　致敬！我女儿长大了，也会她订一份。

这是2000年12月11日至2009年6月11日的日线图，“触底”，很明显。但绝非“见底”。因为，大凡一个过程，尤其是大众心理过程，必呈“一波三折”之状。以此图观之，自最高点下跌至1800水平，完成了一个下降过程的第一波。自那时至今，逐步趋近3300水平（即最低点加下跌总幅度的30%），是大众心理的初步反弹，丝毫不意味着“已经见底反弹”。参照各国股市熊市底部的状况，还应有一次向着1800水平下跌的过程，若不跌破，则可谓“两足筑底”，然后上升，可信。否则，绝不可信。谨此，不允争论，保重。

生活的阅读和阅读的生活

——序《读品2008》

汪丁丁

       收录在这里的文章，是读书的随感，也是生活的随感。梁捷、边晓慧、沈宇、张雷、维舟、黄湘、仇鹿鸣，……阅读他们的书评，就是试着通过他们的眼睛看世界——中国人的世界，是世界化的而不是传统中国人的世界。

       “坟前的小草在风中瑟瑟发抖。这是他永恒的故园。他的眼中溢出了甜蜜的泪水。他已忘记是谁的诗句：多美的墓园啊\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个角落如此地\长着又大又红的草莓果了……。”这是张雷那一组随感的结尾。“……最近我的心绪不好。我们这些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究竟有什么用？自以为体悟了更深的人生哲理，然而社会中普通大众的所想所为，与这些人文智识相差十万八千里。还记得高尔基说过的话吗？‘爱情和饥饿统治着世界……人们寻求的是忘忧和安慰，并不是知识！……我所尊敬和信仰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非常孤独、落落寡合的……我常常发现人们所谓的仁爱或博爱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罢了，实际上连他们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屈从了社会生活的习惯。’你拼命读书，你周围的人或许只想找一个女人的肉体来取暖。你坚守着人文的崇高，然而面对这个由欲望支配的社会，你恨不得朝你自己脸上啐一口！你看到那些研究生了么？灰头土脸，压抑迷茫，毫无任何生命力可言。课堂上的阳春白雪屏蔽了多少真实存在的问题和痛苦！回到寝室一面赶论文一面趁着室友不在而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解决性压抑……你回避得了么？你相信这是洁白的象牙塔么？生活的无聊，就业的压力，经济困难，精神共同体存在的不可能，争做优秀的意识和竞争压力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疏离，单子般的生活状态，我们甚至连相信什么的希望都没有了……我真希望能在这校园里也圣愚一把，当个颠僧！我要把校长的脑袋按到充满病毒和A片的学生电脑面前，我要让他用舌头舔干跳楼自杀者溅满地面的鲜血！面对着这个极度压抑扭曲的校园，我们的俄罗斯情结哪里去了？！谁来揭露？谁来疾呼？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乡愁》中的多米尼克哪里去了？有谁胆敢站在学校的广场上播放贝九然后走上高台点燃汽油自焚以惊醒大家！……对不起，我浑身都在颤抖。我真希望有一颗导弹把整座校园全部炸毁，这样能不能把大家唤醒？！行尸走肉。我们每个人都TM过得有如行尸走肉——谁也逃不掉！不管你是学霸还是干部还是特困生保送生讲师副教授教授院长博导党委书记校长谁也逃不掉！谁说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苦难？问题太多了！更糟糕的是，前人尚有苦难感，我们的苦难深重，却没有丝毫苦难感！！这才是最大的苦难！！我可不想等着这苦难最终演变成灾难……对不起，不知怎地，从蒲宁竟一下子扯到这里。我真想和你一起回家，丢开这里的一切苦闷烦恼，我们回到东北暖烘烘的家，夏天吃冰糕，冬天打雪仗，我们把整个世界抛到脑后，门已经关上，只剩你和我，我们待在自己的家园，生老病死，永远也不再出来，永远……。”这段文字出自张雷随感里女主角的一封信。

“正如《江西省委通告赤字第八号（1929年2月17日）》所号召的：“群众自发的一些大大小小斗争，亦必须打入进去领导”，“发动群众日常斗争，哪怕是三个铜板或者芝麻大的问题”。当然，群众越是一盘散沙，这种动员工作就越容易开展，革命者可以“通过对一个村庄整体的分化或者利用其内部已有的裂痕，从水平方向动员农民”……但在革命遭受挫折、“国际”和“中央”的权威性不再那么理所当然之际，两种权力模式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变得难以调和了。正是中共和红军上上下下对于化解这一紧张关系的迫切需要，导致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复出以及此后的执掌大权。在这位具有韦伯所说的“超凡魅力”（Charisma）的领袖领导下，“中共中央”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符号，而是宛如道成肉身，获得了亲切可感的形象。中国革命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段文字，引自黄湘的文章“星星之火，何以燎原”。

边晓慧的文章，标题是“权利需要斗争”。梁捷的那篇，“集体抗争发生的可能性”。这本文集的几个部分的标题，“无路可走”、“无家可归”、“无地彷徨”、“无可奈何”与“无人之境”。

这一年开始的时候，它被界定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纪念之年”。不过，当这一年过去的时候，对多数人而言，这一年其实可称为“反思之年”，至少是一场普遍反思的开始——关于以往三十年的、关于以往六十年的、以及关于以往一百五十年的。结果，在我看来，这组文章有意无意地成了这场普遍反思的一部分。

反思的过程，触类旁通，无论何处，无论何事，总要联系到我们自身的历史处境及前途。一部“潜伏”，一部“人间正道是沧桑”，或诸如此类的任何“一部”，引发的多是与上述反思有关的文字。假如当初主持“洋务运动”的不是李鸿章及其淮军将领而是曾国藩及其湘军将领，中国近代史是否会有极不相同的路径？据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里的描述，当初曾国藩的犹豫，与我们今天的彷徨，如出一源。

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每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变迁，都会诱致那些经历着变迁的人询问根本问题。商周之际、晚周之际、汉魏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人心不安，何处寻安心之所？横渠四句，是这一处境的真切反映。程朱陆王，顾黄颜戴，以致“船山学社”、“新民学会”、“乡村建设”、“第三道路”、“社会主义”等等，皆可视为依不同路径突破这一处境的努力。

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仍要突围，我们仍须努力。惟其如此，生活的阅读与阅读的生活，有了特殊的魅力。

梁捷：只有常识还在那里

本文见《财经》杂志 2009年第12期 出版日期2009年06月08日

“自然和自然规律隐没在黑暗中。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万物皆光明。”诗人蒲柏借用《圣经》语式，如此赞誉牛顿，因为牛顿揭示出物理世界赖以合成的合理结构。洛克和休谟等学者试图沿着牛顿的足迹，将这种方法用于探究心理和情感等内在世界，并希望进一步推广到社会领域。

　　这些启蒙哲学家都认为，内在心灵中包含了类似牛顿力学中“质点”那样的东西，可称之为“观念”。这些观念清晰、独立、不可分裂。我们可以像化学家拆解物质化学结构一样，把内心观念分得清清楚楚。知觉是分辨观念的能力，内省是审视观念的方法，内在世界从而成为外在世界的副本。要解开这些秘密，科学是惟一的钥匙，而关于人的科学又是其他科学惟一坚实的基础。

　　但是，在洛克、贝克莱、休谟、哈特莱等一大串显赫的名字后面，出现了一个不太合群的异类——托马斯·里德。他认为，无论贝克莱、休谟怎么处理心物二元论，最终都免不了带上一些唯我论形而上学的残迹。这是一种道德牛顿主义，他们的研究工作日趋精密，让人意识到很多认知上的不可靠。然而，这样的哲学却离常识越来越远。

　　里德举例，我们手捧一朵玫瑰花，嗅到它的香味，心中涌起无限联想。先区分开感觉和感知，把由颜色、香味引发的复杂化学反应即联想斩去，只剩下最直接的感知。这时，我们再把玫瑰花放到远处，闻不到香味了，此时，它的香味就消失了吗？不！我感知到的香味消失了，可花本身的香味依然存在。我们说的“香味”既指自身感受到的香味，又指玫瑰花所拥有的香味，两者在日常生活中不必区分，因为这是常识的原理。

　　过去学者所谓观念是知识的惟一对象，只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观念需要通过分解判断才能产生，而某种关系的判断又必须伴随着感觉，感觉既向我们“暗示”它和心灵的关系，也向我们“暗示”它和外物的关系。感觉只是“暗示”，而非真正维系，心灵和外部世界都是真实存在的。正如牛顿之前，隐没在黑暗中的自然早已存在一般。

　　里德熟读西塞罗等古典名家的著作。正是从西塞罗那里，他学到了sensus communis（即英语common sense），并将其作为终身的信念。他认为，日常语言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射，应当将常识原理置于科学的心理学之上。终极的哲学肯定就是常识哲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洞见，直接影响到日后的两个学派。一百多年后，里德的常识哲学传至美国，皮尔士深有感悟，进而将里德思想融入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在两个世纪以后的英国，摩尔（G.E.Moore）和奥斯丁（J.L.Austin）等人厌烦了琐碎的逻辑实证主义，亦是从里德著作中受到启发，慢慢形成了所谓“牛津日常语言学派”。

　　但是，里德在世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荣誉和尊重。著名化学家、“燃素说”倡导者，也是洛克和休谟忠实信徒的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在认真阅读《按常识原理探究人类心灵》后深感恐慌，因为里德的意图很明显，要整个颠覆前辈学者依据人类心灵建立实证科学的努力。

　　普利斯特里精心撰写了《哈特莱的人类心灵理论：论观念的联想原理》，专门驳斥里德及常识哲学信徒的言论。此书比里德的著作产生了更大影响，获得英国公众的认可。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就承认，他从哈特莱处学到了这种思想，可以将幸福视为通过联想整合起来的简单快乐的总和，这就是功利主义的基本原理。道德牛顿主义引导出功利主义，进而是一整套古典经济学，最终成为影响全世界的重要思想。

　　现在回头去看，将心灵与外部世界系在一起的牛顿主义正是启蒙运动的主线。里德的常识哲学虽能有效批判休谟、哈特莱的认识论，却不能导出积极的行为理论。里德面临的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衔接处遇到的相同问题：如何融合一种确定论的知识理论和一种自由论的行为理论。

　　里德在最后一部著作《论人的行为能力》中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里德过于冷静和客观。他坚持把知识认作无时间性的静观知识，不同于能够将过去和未来清楚判别开的行为。如果要把握绝对的“知”，那就必须与“行”区分开。

　　从现代性展开的过程来看，里德与他的常识哲学失败了。但是，我们现在反思现代性时，里德的身影又不断出现。政治哲学家沃格林尝感叹，一个人永远不能忘记，所有的古典哲学都是建立在常识基础上的，而没有一种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常识基础上的：孔德或马克思的实证主义，或者黑格尔主义，都不是以常识为基础。只有里德为代表的苏格兰思想流派可称做常识哲学。

　　各种意识形态烟消云散之后，只有常识还在那里，不会改变。■

　　《按常识原理探究人类心灵》，（英）托马斯·里德著，李涤非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参见本刊2009年第11期“本刊6月荐书”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盛洪：最沉重的负担是什么

       常听说农民负担重，但这还不是最糟的事情。因为无论负担多重，多少还隐含着一种假定，即拿了农民钱的政府还有正面的价值。"负担重" 无非是说政府对自己提供的服务要价过高。然而近来中央电视台频频曝光的一些县乡政府的所作所为告诉我们，还有一种政府，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老百姓的灾难。它向养活它的人民提供的，不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而是公共灾祸（public bads）。例如内蒙古赤峰市岗子乡政府竟然打起老乡们的算盘，用行政命令"推销"了假冒伪劣的土豆种子，致使农民几乎绝收。如果花钱养活一个人浮于事、又要摆阔的乡政府确实使人感到负担沉重的话，那么这批被养活的人反而整天琢磨怎样损害养活他们的人，则使老百姓受到了更深重的双倍盘剥。还有比养活损害自己的人更荒诞的事情吗？还有比这更沉重的负担吗？
       制度经济学把政府看作是一种制度安排。它的出现是因为有所谓"外部性"或"公共物品"问题。按照定义，"外部性"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其中，一个人并不能承担他的行动的所有后果，很自然，这些他没承担的后果被别人承担了。后果有好有坏，好的就是利益，叫正外部性；坏的就是成本，叫负外部性。而"公共物品"则是指一种"不可排他地占有和消费的"物品。例如，一个机构提供了"保证河水清洁"的服务，这条河边的一个人对清洁河水的享受不会妨碍另一个人对它的享受，这种服务就是"公共物品"。如果任何个人或公司想提供这样的服务，在满足一个顾客的同时就自然会满足所有到河边的人，但他无法向其他没有与他签约的人收费，从而提供了"正外部性"；而一个在河边生产化肥的企业向河里排放废水，让所有并没有同意它这样做的人承担河水被污染的后果，则是制造"负外部性"。提供具有正外部性的服务和制止"负外部性"的服务一样，都可被看作是提供"公共物品"。只是根据这种服务的特点，服务者无法分别地向消费者收费，因而政府形式被创造出来了：它可以强制性地向所有受益人收费，即征税。所以一谈到政府，我们就应想到，它的存在的合理性（从而合法性）是与提供公共物品密不可分的；它的征税的权力来源于它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
      更严格地说，政府承担的义务并不全是提供公共物品。有些事情个人可以做，但让政府来做会更好。如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反抗别人对他的侵犯，但如果全社会的人都将这种抵御侵犯的权利转让给政府，政府可以集中资源更好地制止犯罪。所以道格拉斯·诺斯说，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具有规模经济的形式。也就是说，随着政府服务规模的扩大，单位成本会不断降低。一个更为极端的说法是，当已经存在一个政府时，增加一个治安行动，增加一个司法审判，或执行一个新颁布的法令，即一个新增服务的边际成本为零。在经济学看来，这意味着政府的另一个特性，即自然垄断。不同于企业的自然垄断，政府的自然垄断除了效率方面的考虑外，还有政治和法律上的唯一性的要求。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两套法律的话，带来的也许就不是社会安定和繁荣。然而，一旦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政府就有可能走向反面。因为政府中人作为理性的人也有自己不同于社会其他人的独特利益，再由于自然垄断地位是一种优势地位，如果再加上政府的强制性，他们为政府的利益而损害社会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而侵犯他人的利益的行为，就很难受到有效约束。结果本来应该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就有可能提供公共灾祸。在制度经济学中，这种情况被称为"诺斯悖论"。
       显然，赤峰市岗子乡发生的事情又一次证明了"诺斯悖论"的存在。乡政府的行为明显是说，它的存在优先于全乡百姓的利益。由于"提供公共物品"的招牌，老乡们接受了它"推销"土豆种子的合约；由于其自然垄断地位，它将每斤劣质种子又加价约46%；又由于其自然垄断地位和政府的强制性，它可以任意违背"包销"的承诺而老乡们只能无可奈何。更值得警惕的是，岗子乡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一个特例?quot;焦点访谈"接连曝光的命令农民改种作物、又不承担"包销"责任的海南省琼中县政府，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的广东省潮阳、普宁两市政府，利用假仓储粮数字骗取国家补贴的湖北省神农架林区粮食局，以及去年曾经报道过的、不但不清除垃圾反而不许别人清除垃圾的邢台市环卫处等等，都已经将自己的利益置于本地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利益之上（如骗取退税和补贴之举），从本应提供公共物品的机构走向了制造公共灾祸的团伙。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在做这些令人发指的事情时，竟然毫无罪恶感。对给农民造成的损失轻描淡写，为自己行为辩护却振振有词。俗话说?quot;吃人家的嘴软"，但为什么这些吃农民、喝农民的人却还理直气壮地坑农民呢？应该说，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县乡政府机构还缺少来自纳税人的约束机制。当由于缺少制约而使制造公共灾祸的现象非常普遍时，就形成了一种颠倒的文化，以为老百姓是为了这些政府机构的存在而存在的。在公共灾祸严重的地方，从市场中挣钱就不如靠政府权力挣钱，人们就涌向政府机构，进而造成人浮于事的局面，反过来又要靠增加农民的负担、甚至坑害农民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当地的持续贫困。到这时，这些政府机构已经失去了得以存在的基本理由，他们不过是坐在农民家门口的强盗，他们的存在还不如不存在，他们在动摇我们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减少并且最终消除这种情况，还要靠"公共物品"四个字。这意味着，第一，决定什么是公共物品，谁来提供公共物品，提供多少公共物品，以什么代价提供的权力，应属于纳税人；第二，政府官员不应用市场原则为自己制造公共灾祸辩护，因为政府就是在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失灵的时候出现的；在公共物品领域适用市场原则，很难避免人们利用政府的自然垄断地位和强制性特性；第三，任何制造了公共灾祸的政府官员都同时证明了自己不配做政府官员，因而我们的法律应该作出相应的规定；第四，我们要在观念上，把"只有提供公共物品才能获得征税权"的逻辑突显出来，把那种"老百姓应该养政府机构"的被颠倒的观念再颠倒过来：只要不提供公共物品，一个政府机构就没有存在价值；如果它反而制造公共灾祸，那它必定是我们的社会应该摆脱的最沉重的负担。

朱海就：何为不道德的制度

本文见《财经》杂志 2009年第12期 出版日期2009年06月08日

与其他经济学流派相比，奥地利经济学最大的特色是，它是以“现实的人”为基础的经济学。所谓“现实的人”，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人是“无知的”；二是人是“有创造性的”。人的无知性，假如从信息的角度来理解，那就是人拥有的信息不仅是不完备的，更是主观的、隐含的、分散的、情境的和不可言说的。人的无知假设的重要意义之一，是使我们能够判别“理论”和“技术”，任何违背这一基本假定的理论，即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人的信息是“完备的”，或是“给定的”的“理论”，必然会把经济学贬低为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

　　奥地利经济学并不否认，在这种既定的假设前提条件下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但奥地利经济学要问的是，这种前提假设是否成立？正是在这一点上，奥地利经济学否认了计划经济的可行性。由于对经济至关重要的信息是主观的、隐含的、分散的、情境的和不可言说的，这种信息根本不可能传递给计划者，因此，计划者也就不可能拥有这种信息，那么，计划者对经济的协调也就无从谈起。

　　然而，我们看到，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却是沿着“技术”的方向发展的，它更多地是在讲述经济学家自己设计的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世界中发生的故事，而不是探讨“真实世界”中的理论问题。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目前仍然在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经验实证主义”再说几句。奥地利经济学认为，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有无数变量在起作用，有关这些变量的多数信息是不断变化的，是高度复杂的，也是不能被测度，甚至不能被观察的。假如我们仅用“观察到”的变量去解释某个现象，或证明某个理论，那是一种狂妄，也是荒谬的。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学方法”和“经济制度”之间的这层关系：假如能够“经验地”证明经济理论，那么，计划经济就是可行的，反过来也一样，计划经济不可行的理由与实证主义方法不适用的理由相同。

　　人的创造性是人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特征，是任何理论都不应该忽视的特征，而这个特征被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人是不会思考、不会学习，听任经济学家摆布的棋子。因此，与上面相似的，任何忽视人的创造性的经济学，必然是“机械”的“技术”，而非关于现实世界的“理论”。然而，人的创造性不仅是鉴别“理论”与“技术”的一个尺度，更是检验某种制度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尺度。由于发挥人的创造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因此，任何利用强力，人为地、系统性地、强制性地阻碍或压制，甚至不鼓励人们在各个领域发挥其创造性的制度，都是“不道德”的制度。

　　奥地利经济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经济学理论的巨大社会价值，以及无视这种价值的危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计划经济如日中天的时候，米塞斯等人就已经指出，计划经济在“理论”上是不可行的，但是，奥地利经济学的这个科学结论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很多国家，人们被狂热的理想左右，对奥地利经济学家的警告置若罔闻，甚至横加斥责。然而，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在交了昂贵的“学费”之后，不得不又回到了市场经济，它们所走过的弯路，为米塞斯等人当初的科学结论提供了佐证。

　　某种意义上，这也证明米塞斯、哈耶克等奥地利经济学家是“先知”。但是，成千上万无辜的人，因为他们的政府无视奥地利经济学的结论，而遭受了长达数十年的痛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造成了人类历史上因无视经济理论而导致的最严重的历史悲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幸。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人都已经相信，不走市场经济道路，中国没有出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向市场经济转型，堪称人类历史上正在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奥地利经济学对这一转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在市场经济遭遇挫折的时候还能坚定对市场经济的信心，从而避免更大的灾难，而且，它还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要在实践中探索市场经济的道路，更要用“理论”指导市场经济的实践，还要有直面“理论”的良知和勇气。■

　　《市场的本质：人类行为的视角与方法》，朱海就著，格致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本文摘自该书“后记”

贺卫方:历史包袱沉重 负者难以前行

在一篇关于“文革”的小文里，我曾引用《列子 . 周穆王》里的那则有名的故事，说的是宋阳里一位名华子的人，中年得了健忘症。妻儿十分着急，延医求药，均无效果。山东的一位读书人被重金请来为病人施行心理治疗。结果，不出旬月，“积年之疾，一朝都除。”出人意料的是，病愈的华子非但不快活，反而勃然大怒，“黜妻罚子，挥戈逐儒生”。人问其故，曰：

曩吾忘也，荡荡然不觉天地之有无。今顿识，既往数十年来存亡得失、哀乐好恶，扰扰万绪起矣。吾恐将来之存亡得失、哀乐好恶之乱吾心如此也。须臾之忘，可复得乎！

这则寓言式的故事耐人寻味，它启发我们注意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作为世界各文明中历史编纂传统极为悠久的民族，我们对于历史的价值是很看重的。不过，自从孔子作《春秋》以后，历史又被赋予特殊的政治价值，例如要让“乱臣贼子惧”之类，于是历史的写作不能一味地追求全面真实，所谓“笔则笔，削则削”，于微言中见大义。这样的历史写作观对于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如此，在政治高度专制的情况下，史家还是一种充满了风险的职业。为了尽可能客观，人们只好把历史的写作时间延迟，形成了不作当朝历史的惯例。但是，假如历史有警示人心、纠偏匡正的作用，那么当朝不写，一直等到本朝覆灭再写，岂不是错过了纠正弊端的时机？好比建楼房，眼看着他在建筑过程中存在着施工错误，你不说；竣工了，住人了，你仍然不提醒对楼房进行加固，一直看着这危楼以及在楼中浑然不察的人们，直到某一天楼塌了，人死了，你终于“秉笔直书”了——这样事后诸葛的历史写作本身就是一部痛史！

所以，一种好的社会制度建构，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给人们提供一个开放的空间，让那些评论和反思当下以及不久前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的言论能够自由地表达，从而及时地纠正错误，避免铸成大错，尤其是避免以暴易暴式的大动荡。更不必说，既然宪法确立了人民是国家主人的原则，主人对于国家政治进行率直的评论也是民主共和的题中应有之意，任何压制批评的行为都是与民主背道而驰的行为。

其实，如果我们考察历史，某种能够及时纠错的机制是否存在乃是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国家如同个人，难以做到完全不犯错误。但是，一个心智比较健全的人，总是会在行为之前审慎考虑，听取不同意见，行为之中经常反思和进行必要的调整，行为之后如果发现错误，要诚挚地承认而不是刻意掩饰，并且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减少错误带来的不良后果。国家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缺乏合理的决策机制，没有对于善恶的分辨能力，犯错误时一往无前，事后已经知道犯错，却不思纠正，反而压制任何纠错的努力，在既有的错误之上增添新的错误，使得历史的包袱愈来愈沉重。一个人如此，就是不智之士；国家如此，当然也是不智之国、缺乏理性之国、不断重演悲剧之国。

值得深究的一个问题是，国家的过错虽然有个人因素，不过更是一种集体行为。纠错的过程也受到某种集体行为的逻辑的制约。个别人——即便是位居庙堂之大人先生——的认知并不必然导致纠错举动的发生。参与错行者难以否定自己，集团利益的考量会成为障碍，对于认错导致后果的过度想象会成为一种集体心理病症，于是只好大家都当“推事”——“推事，推事，一推了事”。真相难以揭示，于是历史迷雾重重，忌讳多多。但是，这种掩饰难以成为“甜蜜的忘却”（sweet forgetting），因为掩饰者与记忆的拥有者之间的对立会不断加剧，与此同时，掩饰带来了新生代的真无知，这种无知会增强某种集体无意识，又使得纠错变得愈发困难。看看因为文革史成为禁区带来的后果，这样的道理实在是无需多说了。剩下的只有感叹：

包袱复包袱，

包袱何其多。

历史无真相，

国家成蹉跎。

2009/5/31

一生坎坷，无怨无悔；最后遗嘱，两宗心愿

　　父亲1906年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家道殷实的官僚家庭。父亲参加革命很早，但他参加革命的原因却和别人不一样。那个动荡的年代，很多人是因为吃不上饭才参加革命，而陆定一从小过的是诗礼相传，衣食无忧的生活，他是为了实现救国理想，而义无反顾地投身了革命。他1925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还在读书时就参加了“五卅”运动，受先进思想影响，而矢志要改变社会的不平等。父亲走上革命的道路后，是随着所受思想的影响而前进的。他先加入国民党，追随“三民主义”，希望实现工业救国，技术救国的理想。后来受马列主义思想的洗礼，认识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靠工业和技术是不能救国的，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翻旧社会，破除官僚、军阀，中国才能有光明前途，从而确定了他最终的革命志向。
 　　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两次被开除党籍，三次被打倒，特别是“文革”中，父亲母亲各被关押13年，二姨三姨四姨各被关押9年、6年、8年，外婆被逼死在狱中，我也被关6年，并打断了肋骨，三叔叔也在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父亲的一生充满了艰辛和坎坷。人老了总会觉得这十分悲慨，但父亲并不这么认为。他在《预立遗嘱》中写道：“我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出入几生死，往事泣鬼神’。回想过去，大至政治主张，小至个人品质、个人道德，都是没有什么遗憾。古来志士仁人，老来都有‘悲慨’，我没有这种悲慨，因为我亲自参加的革命，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和一百年的帝国主义统治，把中国扶到扶强的道路上。哪里还有什么‘悲慨’可言。”“我怀念革命中牺牲的无数有名无名的烈士们，相信中国人民将会永远纪念他们。……我已老迈，不能为革命和建设做更多的贡献。相信必定后继有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千年的事业……这个事业必定胜利”。
 　　父亲临终前讲：“参加革命几十年，几经生死，我无怨无悔！”
 　　1996年5月7日，父亲在弥留中，用尽气力断断续续地说：
 　　“……要让孩子上学！     
 　　……要让人民讲话!”
 　　随后，他便陷入深度昏迷，再也没有醒来。5月9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两句话，是他最后的遗言。
 　　这是一个为党工作了70多年的老人，向党提出的最后遗愿。他临终时念念不忘的，仍是国家的科学教育事业和要给予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
 　　安息吧！爸爸。您的两项遗愿，随着国家发展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终有一天会实现的。到时，我们再去您的墓前，向您焚香告慰！
 　　
 　　二00九年四月  于北京

新闻媒体生命力的一种表述

　　这次在丹佛参加美国商业新闻编辑和作者协会（Society of American Business Editors & Writers）年会，感受颇深。对于纸面媒体在美国已经进入生命终末期这一点更无疑问，对于美国同行们微笑自嘲的达观感到温暖和无奈，对寻找我们自己未来命运的压力，感到如刀锋在喉。

　　深夜找到一篇旧文，是去年《财经》在香河天下第一城开全体年中大会时我的发言。所有想法都没变，只是第一条，现在看来更紧迫。要说明，时值春夏之交，所以会提到奥运会。

　　一、《财经》10年来可以说是全天候增长，但现在行业变迁的前景清晰可见。转型的时间比大多数人想象的都要紧迫，去年中国广告市场上报纸广告下降1%，杂志增长10%，但增长率与上年持平而已。转变未来只会加速。我们是新闻工作者，不涉足广告，但广告市场的沉浮最终决定我们前途的明暗。

　　二、追求有深度有质量的新闻始终是关键，同样关键的是《财经》要一直保持基本立场：批判精神，自由主义，承认、理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但总是追求超越。

　　三、必须在互联网上尽可能多地尝试新的内容形态/产品线/业务线，关键是如何保持在所有新的尝试中保持和发展《财经》的新闻品质与精神气质。我们要放开怀抱发展新产品，同时也要始终保持自省，不要在我们所不熟愁悉的新领域里轻易地流俗从众。

　　四、现在估计大家都盼着奥运会早点过去，但奥运会以后的中国，一定会不一样。在此时此刻这个特定节点上发生的奥运会，肯定会成为分水岭式的标志。不管在奥运会之后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猛烈的下滑，股市会不会继续跌到2000点以下，房市会不会崩盘。这些短期事件出现与否，不会影响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奥运会以后的中国是另一个中国。

　　经济上，奥运会可以说是对中国2001年加入WTO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功的加冕礼。

　　就规模而言，中国在各个领域出现了世界级的企业。规模当然不说明一切，但也很重要。重大的乃至世界级的经济事件、企业并购会越来越常见。以前可能是突破性的金融新闻、公司新闻和产业新闻，现在可能越来越常态化。与中国有关的金融新闻、公司新闻与产业新闻，应该说，当事各方的想象力有多大，就可能出现多大的新闻。最终这会使得我们对这类新闻的兴奋感减少，但并不会减少它们对经济的重要性。这对我们在这些新闻领域持久地占据制高点是一个挑战。

　　需要看到可能更重要的一个因素：中国从加入WTO所获得的一揽子改革动力应当说随着履约完毕而基本耗尽。在渐进改革中获取巨大利益的利益群体与经济增长催生的改革要求之间的碰撞与博弈，是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持久的新闻来源。《财经》从来都比较擅长这一类新闻报道，今后必须做得更好。

　　政治上，中国表现出融入世界体系的强大意愿。奥运会前的火炬风波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冲击，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与他人对中国人的认知之间的鸿沟赤裸裸地展现。不过这一冲击看起来也有积极效果。政治领导人对外逐步表现出少见的柔性与智慧。东亚暂时摆脱历史悲情出现多年来首见的建设性气氛，是一个证明。这个进程绝不会在奥运会之后结束。中国不仅必须在经济上融入世界体系，也必须在其他领域特别是价值观领衔的领域里与世界体系实现有效的沟通对话，而不是过去说求同存异实则各说各话。

　　在中国内部，我认为，一个在利益问题上未摆脱内视、权力在内部趋于多元化、决策机制更多依靠内部平衡和共识的政府，与迅猛成长的公民社会带来的难以预测、很难控制的汹涌民意之间的碰撞，也会是一个已经成熟的且会相当持久的新闻来源。

　　所谓成熟，一方面指数量已经达到临界点，另一方面指媒体的可操作空间也已打开。

　　当然，关于政府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社保、医疗改革等在内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都已经是也会继续是重要的新闻来源。

　　最后，我请大家有空看看汪丁丁在《财经》10周年纪念刊后面写的跋，比较近似地表达了我们的追求。在文章的末尾，丁丁说，我们不过是在每一重大事件中运用独立判断能力，忠实记录，一以贯之。我觉得，说到底，不管媒体行业变迁如何发生，能把这个一以贯之，我们就永远有生命力。

汪丁丁/文

　　《财经》乃民间社会一株小草，她与民间力量一起成长。她相信，只有民间力量的成长，能够有效地遏制大政府与大公司的垄断倾向。也是基于对民间力量的信任和对公共空间的渴求，多年来，《财经》坚持不懈地争取新闻自由，为公众对公共政策的知情权奋斗不息。

　　这就是十年来我参与并观察《财经》的结论。

　　过去的十年风雨，需要放到过去30年的背景中，再做思量。

　　刚刚过去的30年，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过程，故而，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是这一过程的潜在趋势。基于民众在1949-1979期间计划体制之下的生活体验，自由市场作为一种潜在趋势，在此后步入改革开放进程的中国社会里获得了自我实现的巨大动力。

　　与此同时，自由市场明确地要激发和试图满足每一个卷入市场生活的人的私欲——它在许多方面是阴暗的和具有破坏性的——并因此而使资源配置变得更有效率。虽然 “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没有明确界定让谁先富裕起来，但内置于自由市场机制的效率与私欲之间的逻辑关系意味着，那些更少限制地追求私欲并懂得借助于他人私欲的人将会先富裕起来。为什么“剥削有功”？因为剥削者可以极大地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故有功于社会整体。

　　鉴于上述种种，我以为始有《财经》对于中国转型期社会根本问题的根本立场：既坚持效率原则又坚持正义原则，既赞同市场化改革又批判市场之弊端，既要引领潮流又要批判社会。

　　很显然，一个没有批判的市场经济不可能演变为健康的市场经济，同理，一个从不反省的自由社会终将失去自由。

　　基于这一立场，在市场曾经或仍然弱小的领域里，《财经》为其鼓而呼之。例如她在电信业支持反垄断和自由竞争的运动，在银行业主张脱胎换骨的改革迎接“市场大考”，在教育领域和医疗卫生领域坚持批评“大政府”及其官僚化倾向，在劳动力市场批评极端不发展的状况和 “反市场”政策，等等。

　　另一方面，在市场已经占据着主导位置的领域里，《财经》更多地报道其弊端并予以批判。例如，她在金融领域和土地开发等领域批判营私舞弊，揭露黑幕，反对不负责任和无视伦理的自由放任，在环境保护、文化遗产、食品安全等问题上主张以更有效的政府监管来弥补企业伦理的普遍缺失。

　　也是基于这一立场，可以看到《财经》对“大政府”和“大公司”保持着同样的批判态度，因为它们内置了“利维坦”倾向，它们都倾向于垄断——对自由的垄断。并且，我们尤其警惕和批判这两种垄断势力相勾结的倾向。当然，转型期中国社会，不得不容忍一个异常庞大的政府。因为转型期内的政府必须部分地履行它在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各项职能，同时还必须履行它在新的市场体制下的各项职能。然而，一切政府，内在地具有“利维坦怪兽”冲动，这是一项无可否认的事实—— 如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趋于腐败”是一项无可否认的事实一样。

事实上，以往十年的中国政府行为大致可分做两阶段，即1998-2003，及2003年以来。
 　　后一阶段，政府行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迅速官僚化”——尤其是在市场最可能失灵的领域，例如“教育”和“卫生”，以及所谓“需要宏观经济调控”的诸领域。辨其原因，主要是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持续多年大大超过了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导致中央和各地政府部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及相应职能的迅速扩张，与此同时，政府行为并未发生显著改变，其基本模式仍是官僚化的。
 　　与后一阶段相比，在前一阶段，中国政府试图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种本质不同的行为模式之间实现职能转换。但是政府官员们的思想方法及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仍陷于旧的计划时代的惯式，他们常常以计划方式求解市场问题——典型地，曾引发经济学家群体的广泛批评的“粮食政策”，所谓“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一般而言，以计划方式求解市场问题的政府行为，被群众称之为“瞎指挥”。与此同时，腐败，在金融领域、电信领域、石油、铁路、航空、电力以及一切被美其名曰“天然垄断”的领域里，随着权力的扩展和诸如“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而迅速蔓延，成为那一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阴暗部分。
 　　十年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引发的许多深层问题都开始“浮出水面”。其中，最具广泛和深远影响的，是“劳动-资本”关系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潮，以及劳动者自发组织的维权行动。主要由于各地政府沉迷于早已过时的惯式，劳动者维权困难重重，劳动的要素价格在市场上被普遍低估。中国经济结构难以获得“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
 　　以往十年，国际社会发生的最具深远意义的事件，莫过于2001年9月11日震惊世界的恐怖主义袭击。所谓“文明的冲突”，经这一事件演变成为以族群灭绝为特征的恐怖主义行动，所谓“种族恐怖主义”。这一事件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含义，，寻求具有文化包容性和更好缓解文明之冲突的发展道路。
 　　以往十年，中国社会经历的最具深远意义的事件，应属2003年爆发的SARS流行病及延续至今的可能爆发“禽流感”的持续威胁。这一事件不仅迫使中国政府重新建设全国性的疫病预防体系和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非常规机制，而且它迫使每一个中国人重新思考既有的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与此相关地，许多中国人也开始重新审视他们在医药、中西医关系、养生、修身、心理和心性等方面的不健康与不和谐状态。
 　　今天，当市场不仅主导了我们的社会且因它而生的经济发展的冲动正迅速地耗尽我们社会的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时，当环境问题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时候，鼓吹环境政策、支持环境运动、批评无节制的经济发展和廉价的工业化政策当为正途。
 　　展望中国社会转型的最近的未来，我以为，应当相信，中国人均财富的持续增长，必会引发“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之普遍诉求，从而“教育”和“卫生”必会成为中国人普遍关心的领域。
 　　就教育制度而言，如钱穆指出的那样，中国历史上曾经实施过的五大类制度，最符合现代教育原则的是“社会自由教育”，或可辅以“官办教育”和“官督民办教育 ”。可是关于社会自由教育，最大的阻力来自我们社会的根深蒂固的与“应试教育”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其次，阻力还来自政府官员的与计划体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古今中西，教育必须有独立之精神和独立之权利，而后才可能培养具有高远之理想且能从事原创之学术研究和兼济天下之技能的人才。故而，教育之自由化是当务之急，教育成果之考核应退居次要或以“官督民办”方式实施。
 　　就卫生和医疗制度而言，应当承认，现阶段，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市场主导的”或“官督民办的”，而不应是“政府主导的”或“官办的”。我们主张医疗服务的市场化供给制度——以医护人员为收益中心，逐步取消行政化的收益管理，逐步建立医疗保障体系和社区服务体系。政府应当做的事情是：（1）鼓励尽量多样化的消费者维权组织，（2）保护为消费者维权组织提供咨询的医疗专家的独立性，（3）资助或鼓励更加多样化的医疗服务供给方式，包括本土的和西方的医药研发以及本土的和西方的养生实践。
 　　作为“结语”，应当承认，《财经》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中国问题的完美处方。她努力做的，不过是在每一重大事件中运用独立判断能力，忠实记录时代和历史，而且一以贯之。我以为，这是《财经》与中国社会在它们共同的演化中求解中国问题的可靠途径。
 　　汪丁丁为北京大学教授，本刊学术顾问

我看迪拜

　　“迪拜”属于有些让人激动的字眼。这些年来，几乎每一次，我提到我去了或要去迪拜，都会让周围的人兴奋。去年2月春节期间，我在以色列旅游时住在当地朋友Amos家里。他的妻子伊莲娜听说我们回程转机经过迪拜，要在机场酒店住一夜，也马上神色飞扬：“哦，总有一天我也要去迪拜。”——阿联酋对以色列人是绝对的禁地，不过伊莲娜来自乌克兰，有双重国籍。她希望有机会。
 　　最近这次去迪拜，是参加阿拉伯传媒论坛。走前与人偶尔提起这次行程，渊博的朋友们总要加上一句：“哦，迪拜现在可是遇到麻烦了，你可以现场看看，情况到底怎么样。”在摩洛哥的马拉卡什，我遇到的当地小旅舍经理则是一脸向往：“啊，迪拜。在我们心中，这就是中东的香港呀！”
 　　我很少为可能去迪拜而激动。首先是因为我去过，五年前的2004年7月就在那里呆了三天。再就是我的旅游选择属“增加识见型”而非“悠闲养身型”，所以选择上更指向文化遗迹和自然景观，我不怕苦累、不惧走路更不向往奢侈。在这个意义上，到迪拜旅游就不是我的优选。
 　　不过，好奇和兴奋写在每个朋友的脸上，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似乎别有意味。而且，我这次去迪拜参加的“阿拉伯传媒论坛”，就在当地新建成的人工岛屿棕榈岛召开，参会者全部下榻在岛屿顶端新落成的Atlantis酒店，等于接触了新兴迪拜的奢华代表作。我好象有了一点责任，需要告诉朋友些什么。
 　　短短三天，匆匆过客。除了老城依旧，整个迪拜与我五年前造访时相比，已是天差地别。我还是没有资格成为关于迪拜的严肃观察者和讲述者，但见闻感触是可以谈谈的。
 　　

 　　尽管经济危机寒流阵阵，迪拜看去还是热闹得很。
 　　我们乘坐的飞机在午夜时分到达，入境后径入第三航站楼提取行李。这个新建的航站楼去年10月才投入使用，我还是第一次见，行李厅极为阔大，左右两侧各有28条行李传送带，多数都显得相当繁忙。等行李时，我看着屏幕数了一下即将到达的航班，在凌晨2：00到4：00，有32班，4：00以后还有8班。
 　　如此频率很高。去年2月我三次午夜在迪拜机场转机，曾住过两个晚上，见识过迪拜机场午夜如昼的繁忙。那时新候机楼还没修好，原来那个并不小也相当豪华的修机楼里，又长又宽的大理石过道上全部横睡着人，直到临晨4点以后才清静了一些。
 　　这此到迪拜的第一天是周日。我们入住的棕榈岛Atlantis酒店东楼，与新建的超大型水上游乐园和海豚公园相衔接。从酒店通往东楼游乐场的长走廊宽大华丽，被称为“大道”(avenue)，两侧是琳琅满目的名牌商铺与高档餐饮场所。从酒店大堂到“大道”到店铺，处处可见游人成群，摩肩擦踵。
 　　我转了几圈后，又到门外寻一块高地，眺看水上游乐园和海边景象。室外阳光高照，只见上千平米的水面上，许多蓝白两色的救生圈载着轻松漂流的客人，水面上你来我往，其乐融融；远方一条近30米高、几近垂直的水滑梯，不时有游客抱头顺滑而下。酒店与游乐场前是绵长的白沙滩，长躺椅上密密麻麻躺满了游人，水中不时可见人头起伏。
 　　当然这种热闹只是表象，而且是部分表象。
 　　我从东楼外坐小火车，跨过连接小岛和陆地的大桥。车费往返25dh（相当于50元），经停四站，20分钟一趟。车厢清凉洁净，海蓝色的拐角沙发舒适考究，沿途景色美不胜收。不过，去时三节车厢连我共三人，返程时是四人。中间经停站分别是“棕榈购物中心”(Palm Mall)和“王牌塔”(Trump Tower)，小火车报出站名而且停了车，但车门不开无人上下，隔窗下望可以看到的只是两处硕大的地基，工地上甚至没有工人。
 　　终点站直抵陆地，为海岛“大门”(gateway)，站外是一幢大型停车场，周围是数十幢大楼。我走了一趟，停车场共十层，空空如也，周围都是围栏工地，车库还没正式开放；附近大楼们的外观都很漂亮，“待租”条幅处处可见，但多数楼盘并未完工，起重机架在空中。
 　　这个人造岛屿棕榈岛形同一片棕榈叶，以路桥与隧道与陆地连接。巨型“棕榈叶”南部接近陆地的一端，东西两侧均为大片高楼广厦；中部两侧各为一组七块长方形地块，每块都是南北两长排沙滩别墅，一排当在百栋之上。在火车上可以看到有些别墅已经入住，门前有车。但空房居多，人影罕见。
 　　从火车上望去，“棕榈叶”边上时常可见大片沙滩洁白如雪，映衬着碧海蓝天，令人神往。不过，我傍晚在专程去酒店的海滩游泳，发现沙质不够好，石头多得扎脚，而且沙很薄，让人抱憾。
 　　

听说棕榈岛上部分入住的别墅主人，也抱怨过人造沙滩的沙质。当然，现在人们更大的苦恼还是挡不住的房价下滑。发展商面对重重困局：新房空置，已售房分期付款不及时，还有就是因为资金周转不周许多建筑计划不得不延后。有消息说，目前整迪拜已延期的建设项目总计超过3500亿美元。

 　　

王烁：关于中国经济的四个问题（中英文版）

　　    今天美国商业编辑与作者协会（Society of American Business Editors & Writers）在丹佛开年会。我在会上有一个发言，如下。
 　　    这个会很有意思，我还会另写博客，但今天实在太累，这次旅行是近来海外旅行中最累的一次，倒时差完全失败。
 　
 　　我在路上一直在想到底讲些什么东西。后来想我们都是新闻工作者，我假设你们想问我哪些问题，然后我准备了一个Q&A，叫作“关于中国经济的四个问题”，是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如果你们还有不在其中的问题，请呆会儿再问我。
 　　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稳住了吗？
 　　目前多半是。我今年初参加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那个会上人人竞相比较谁更悲观。我一个星期之前参加了博鳌亚洲论坛，一个在中国的最高级的时事论坛。那个会上人人竞相比较谁更乐观。
 　　中国总理温家宝说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已经明显生效。中国国企主管部门负责人李荣融则称中央企业的收入和利润的同比和环比都有增加。人们则在重新开始买房子和股票。大多数经济数据要么显示比前一两个月有所好转，要么显示下滑速度减缓。人们开始谈论中国经济会V字型反转。如果你相信人们在那里所说的每一句话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就可以宣布危机结束了。
 　　不，我不相信危机结束了。一个半年内就结束的风波不会叫作危机。我相信雪崩式的危急时刻过去了，但最低谷是否过去了，我并无把握。至少有两个数字支持我这种担忧：第一，中国有3000万农民工失业，而不是此前以为的2000万。这说明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比预想的要高出50%。第二，发电量在今年一二月出现增长之后，于3月下旬和4月间再度下降，而且有所加速。
 　　第二个问题：中国政府的4万亿刺激方案是灵丹妙药吗？
 　　中国刺激经济的各种手段能较快地启动，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强势政府。但它的秘诀不是什么4万亿。如果奥巴马政府宣布一个4万亿方案，那么它会有一个清楚的构成，一万亿在这里，一万亿在那里。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政府从未宣布过4万亿资金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我相信他们也从来没有这样一个细账。
 　　这并不妨碍各个地方政府竞相宣布自己的刺激计划。这是另一场竞争，把他们宣称的数字相加，你会得到一个25万亿的天文数字。
 　　中国政府有这么多钱吗？没有。准确地说，中国政府宣布4万亿计划，并不是主要靠自己出资或是自己发行国债筹资，而是中央政府发出对地方政府上项目的放行信号，同时要求银行提供从结果看是无限量的信贷支持。
 　　过去三个月，支撑中国经济真正的英雄是银行信贷。一季度新增信贷高达4.6万亿元，接近2008年全年的数字。
 　　第三个问题：中国经济能率先增长并带领其他经济走出衰退吗？
 　　我看不出为什么会。这个问题的另外一种问法，就是中国能否与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脱钩。脱钩论在2007年到2008年中曾经是主流，在2008年秋天以后破产，但现在换了一种形式又回来了。我完全不相信这个论调。
 　　中国政府现在所选择的策略，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采取的策略的惟一重大区别，就是刺激规模要大得多。但这一次危机与上一次危机本身有重大区别，上一次亚洲国家受到重创，但欧美市场也就是中国的最重要出口市场稳健仍然增长。这一次则是所有出口市场均受重创。上一次中国在基础设施上的巨额投资获得了回报。这一次中国在基础设施上的巨额投资数倍于上次，这些投资可以让中国经济在未来12个月内保持体面的增长，但如果12个月后出口市场仍然未能复苏，而内需取代外需不是一朝之功，这些投资本身将成为巨大浪费。另外，中国目前的进口主要服务于出口，要转向由内需引起的进口需求不会在短期内实现，不大可能拉动整个其他经济体从这一轮危机中复苏。
 　　中国政府正在做他们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政府主导下，银行向大企业放贷，投资于资本密集型的大项目。这种做法对短期的GDP友好但对就业并不友好。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最大的企业过去一两个月的盈利状态有明显好转，而失业情况特别是农民工失业的情况比想象还要严重的原因。另外一个对就业不利的情况是私营企业特别是私营的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并未有变化。所以说，中国的经济困难及政府应对这一困难的办法，对就业造成很大压力。
 　　第四个问题：中国需要第二个刺激方案吗？
 　　我认为需要。我认为已经采取的这套方案，以巨额基建投资为代表，在短期内止住了经济滑坡的势头。但它没有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如果外需消失了，中国需要来自内需的增长，而这套方案并不特别有效地增加内需；第二，与此相关，中国需要在高投入、高污染的工业化之外找另外一条增长道路，现在这套方案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还是旧模式的一套。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需要把4万亿变成8万亿。中国需要的是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政策，对就业友好，对消费友好，对环境友好。

舒立：Stiglitz——寒舍晚餐上谈“不对称”

　　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会面是3月间一个周三的晚上，在新光天地一家俱乐部“中国会”，餐馆叫“寒舍”，英文My Humble House。哥伦比亚大学校董Savio W. Tung致开幕词时特别强调，之所以选择那里，是因为humble的说法。
 　　当然，事实上，这地方是一种新派的典雅型豪华，灯光晦暗不明，地面高低错落，让不熟悉的人走路都得小心，仅那装修，就与humble毫不相干。
 　　寒舍不寒，还因其罕有的兴旺。“中国会”前就是人流不息的。上二楼，出电梯，未及跨入餐厅，已经遇到好几个好久不见的名人，包括中央电视台名角王利芬，不过，他们不参加我这个活动，是另几拨。
 　　我这拨规模也远比想像得大。说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Lee C. Bollinger举办的私人宴会，其实，参加者有三桌多，又有一些久违的朋友在此相遇。
 　　我被安排与斯蒂格利茨同桌。他左侧是中投总经理高西庆，右侧是中粮董事长宁高宁。我坐在宁高宁身边。大家随便聊，我以听为主。当然，那交谈的气氛和内容，也是毫无humble可言的。
 　　说是哥大校长召集聚会，真正的主角仍然是斯蒂格利茨。主菜上完，大家静下来。66岁的斯蒂格利茨就站到两张主桌之间，开讲了。如同我过去多次所见，讲话时，这位著名学者笑脸吟吟，显得很轻松，不过说话的内容相当尖锐。
 　　这不是个“新闻活动”。所以，时隔多日后，我在此作部分转述。
 　　斯氏对中国很感兴趣，表示自己过去多年间，曾多次来到中国，目睹了30年间中国的变化，印象非常深刻。对一名经济学家来说，这种变化可作为一种最有意思的成功案例来研究。他认为，经济学界对这个案例的研究还不够。显然，中国的发展是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其他国家可能无法套用，但是，它确实引发了许多新的思考和观点，也确实令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不同的观点也超出了传统经济学所能承载的范围。
　　所以，自1981年第一次来中国之后，他颇为频繁地来到这里，尤其是在克林顿政府几经周折建立中美对话机制和他到世界银行就职以后的这段时间。他说，我们要大声疾呼的是：这个世界从根本上存在不对称性。发达国家有能力出台各种经济刺激计划，如大家已经看到的美国和欧洲；发展中国家，显然成了管理不善的美国经济的无辜受害者，却没有刺激经济的资源。去年11月，20国集团峰会曾达成一致：承诺避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他指出，一些发达国家其实一直在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关于文化创造

为李多钰《小资之死》序

汪丁丁

在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对生存困境更敏感的往往是女性。我们的许多感受，也许我们绝大部分的感受，是不可表达的，除非感受者对语言有极细致的把握。不论如何，这是一个关于文化创造的问题。

一位尚活着的女性哲学家，艾格尼丝.海勒，她是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以一位已去世的女性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命名的讲座席位的教授。她曾详细阐述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感受到的“双重历史性”——首先是我们所处社会的历史性，其次是我们自己投生过程的历史性。这里，历史性意味着偶然性。因为，历史首先表现为一连串的偶然，其次，假如你相信“必然”，你或许愿意探究“历史规律”——它们无非是一些偶然事件之间的统计的或经验的联系。

在上述的双重历史性的作用下，我们每一个人展开自己的生活及其困境。为什么会有困境？因为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投生路径，同时，我们的社会无法选择自己的演化路径。这样就难以避免地导致投生了的个人与他所处的社会之间的种种不协调，并且可以越演越烈。

不协调的生活，激发我们每一个人想要摆脱或改造我们的生活的欲望。自由移民，这是最终的解决方案，不过它只适用于“世界公民”的时代。舍此，还有两条路线。其一称为“社会规范的内置过程”，也被称为“文明化过程”（埃利亚斯）或“文明对个体的规训”（福柯），在中国传统里，这一过程称为“教化”。随着教化过程，我们最不能协调的那些外在规范逐渐内置到我们的意识和意志之内，久了，成为习惯，不如此居然不舒服，所以，不再有“困境”。

但远非每一个人都可经由内置过程摆脱自己的生存困境的。双重的历史偶然，可能造就一些特别难以摆脱的生存困境，让那些深陷其中且不能被规训的个体，要么疯狂，要么创造——即寻求关于生活的新的解释，也就是为不能协调的生活赋予传统之外的意义。后者，海勒定义为“文化的创造”。

说实话，中国当代社会的“小资”，比1930年代他们的前辈差得太远，虽然就思想的深刻性及丰富性而言，小资产阶级远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优越。一般而言，中国当代社会的几乎每一样东西，从生活到政治再到文化，都只是中国人刚刚感受到“皇帝不在了”的自由时的同类东西的更拙劣的仿制品。当然，有皇帝的时代也是每况愈下的，所谓“经学时代”不如“子学时代”，而“诸子之学”不如“三代之教”。总之，普遍地无出路的感觉，普遍的末世感，佛家谓之“末法时代”。怀旧或乡愁，我推测，是“小资”情调的本质，足以催生特定社会之内一位杰出的本雅明（无家可归）或海明威（对人类无家可归状态的激烈而无效果的抗争）。

所以，“文化创造”，或我们创造文化，是为了不发疯同时不被驯化为群体的一个平均数。这样解释文化及其创造，我认为很好，很令人感动——出自一位女性思想者的足令男人感动的文化解释。

不过，我对李多钰女士将这本三十年纪念文选定名为“小资之死”，持异议。因为，请读者宽恕我再次引述马克思关于黑格尔的一个历史观点的见解：历史或可重复，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我们周围的小资闹剧，如前述，早已死亡。准确地说，它死于1937年，死于救亡的号角。被认为导致了“文化革命”的那篇著名的“讲话”，只不过是毛泽东为“小资”的死亡而作的悼词。

接着，我需要探讨，为什么这场闹剧在1980年代上演并延续至1990年代，或许还要延续至2010年代？诚如李多钰女士在这里指出的那样，在三十年时间里，市场经济逐渐吞没了整个社会，致使消费主义盛行。电视和明星，历史和领袖，凶杀案和道德经，一切都只是被大众消费着的“物”，仅此而已。

另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早已被卷入的这场追逐财富的人生游戏或社会博弈，只能产生占人口比例极小的一些“优胜者”——他们被大众消费并由此塑造了大众消费。其余的人，不能接受被淘汰的结局，于是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化——为他们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非主流的或反主流的意义。

记住，他们仅仅由于未被大众消费而反抗。这样的反抗，足够荒谬。当小资在历史舞台上第一次演出时，为的是不再作为“物”活着（娜拉的出走）。现在，它却要为成为“物”而演出，故而，成为闹剧的主角。

另一方面，它仍是悲剧性的。因为，它不能选择它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当社会由于特定历史而演变为“市场社会”时，没有什么人有能力阻止这一过程。至少，我们已经失去了阻止它发生的机会。剩下的，是常见的那种复杂而温暖的怀旧感。

这里出现了希腊悲剧的特质，英雄人物对无法避免的命运的抗争。只不过，小资们的抗争，可以表达为“乡愁”，也可以表达为“批判”。在多大程度上这些表达不是宿命的，就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悲剧性的。

我推测，那些保持了足够强烈的悲剧性格的小资，可能在未来的文化创造中升华为“文化英雄”。此处我要指出，文化创造是个人生存过程的双重偶然序列的产物，它主要是个人的事情，与国家和民族的尺寸几乎无关。在我们这个时代，通过创造新的意义，说服大众，为摆脱“物”的命运另寻出路，这样的人，可定义为“文化英雄”。

我的博客“自写文本”之一，是献给那位女性哲学家的，抄录在此处：“我在德国的时候，开始认真阅读 Agnes Heller 的伦理学著作并且无药可救地被她吸引着。十年以后，我高兴地注意到，她被任命为纽约新社会研究大学的阿伦特讲座教授。“更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的时候，她是布达佩斯特大学的哲学教师，在那之前，她是卢卡齐的助教，更早，她是卢卡齐的学生，更早呢？她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她的父亲和家人大多死在不同的纳粹集中营里。匈牙利的春天结束时，她和卢卡齐被驱逐。再后来，她是所谓“布达佩斯特哲学学派”的代表者并因此被禁止在任何机构工作和发表著作。1977年，她移居澳大利亚。2006年她获得丹麦金额最大的文化成就奖——索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