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GDP同比增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CPI涨7.9%，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仍然较大

　　【《财经网》专稿/记者 王长勇】国家统计局7月17日发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中国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10.4%，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上涨7.9%。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李晓超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有关情况。李晓超说，上半年GDP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二季度GDP同比增长10.1%，比上季度回落0.5个百分点，同比回落2.5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回落至潜在水平
　　“当前经济增速回落，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李晓超表示，偏快的经济增速出现减缓，说明宏观调控成效明显，但结果来得十分不易。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遭遇国内外的冲击、困难和挑战。国内接连发生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特大地震灾害和部分地区的洪涝灾害，都给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突然冲击。国际市场石油、粮食等初级产品价格也呈现出大幅上涨，同时股市、汇市、期市等国际金融市场也剧烈震荡。
　　与以上不确定性因素相伴，中国经济增速在今年一季度已开始回落，一季度GDP增长10.6%，比2007年四季度回落0.7个百分点，同比回落1.1个百分点。
　　正是以上原因，对中国经济增长过快减速的担忧逐步升温和蔓延，要求放松宏观调控的呼声也逐日走高。
　　李晓超认为，中国经济增速连续两个季度回落，主要是宏观调控显效导致的结果。
　　他介绍说，防止经济增长偏快转为过热，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人大会议提出的宏观调控目标的“两防”中的“一防”。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央采取了货币、财税、贸易、土地等各项综合性政策。“随着这些政策的落实，经济出现增速回落，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
　　“总体上看，经济增速回落比较平稳，没有出现大的起伏。”李晓超认为，当前经济增速回落到的速度仍是较快的增速。二季度10.1%的经济增速，高于改革开放30年来平均增速0.3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增长回落到什么状态是比较好的？对此，李晓超并未给出答案，“从理论上来说，应该回到潜在经济增长的水平比较理想。”
　　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水平应为多少？对此问题，李晓超表示，技术上的测算需要很多预测、数学模型的支持。但也有一种简单的办法，是把过去一个较长时期的平均增长速度，视为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速度。
　　依此标准衡量，因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GDP平均增速为9.8%，二季度10.1%的GDP增速已接近潜在增长水平。
　　在新闻发布会上，李晓超也强调，伴随着经济增速的回落，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出现了一定的困难。

通胀预期不乐观
　　“要继续控制价格的过快上涨，防止通货膨胀。”李晓超说，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仍然较大。
　　中国上半年CPI上涨7.9％，比前五个月低0.2个百分点。6月CPI同比上涨7.1%，比5月回落0.6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2%。5月CPI同比涨幅比4月回落0.8个百分点。
　　李晓超表示，虽然近两个月居民消费价格出现了回落，但是目前的价格水平还处在较高的位置，价格长期在高位运行，不仅影响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地发展，而且还影响到百姓的生活，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居民的生活。
　　“关于未来通胀的趋势，总的来看，我们还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李晓超分析认为，国际价格普遍上涨，特别是石油和粮食等初级产品价格还在继续上涨。在中国开放度越来越大的形势下，国际因素的影响非常大。
　　此外，中国生产价格涨幅继续扩大，对CPI也形成了较大的传导压力。5月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上涨了8.2%，6月PPI涨幅进一步扩大到8.8％。而近期成品油和电价的上调，灾后重建对建材的需求，都可能形成价格上涨的一些新因素。
　　李晓超指出，下半年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还比较高。初步测算，下半年价格翘尾因素将影响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8个百分点。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上半年通胀达7.9%，远高于去年的4.8%。上半年通胀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通胀由食品领域蔓延到非食品领域，非食品CPI 由去年的1.1％上行至今年上半年的1.75%；二是 CPI 与PPI 倒挂。尽管翘尾因素的下降和蔬菜价格的季节性回落，帮助整体CPI在最近数月走缓，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原材料价格上涨推动PPI 攀升，自5 月开始超过CPI。6月PPI进一步上升至8.8%，特别是原材料和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3.5%。这将逐渐传导至最终消费品。

宏观调控抉择
　　“当前面临着两个比较大的压力，第一个是通胀的压力，第二个是就业的压力。”李晓超说，经济增速快会增加就业，但也会带来价格的上涨，这就需要在其中选择一个比较理想的平衡点。
　　此前，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公开发表文章建议，2008年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在避免通胀因素叠加导致价格上涨过快的同时，要避免政策性紧缩、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和经济发展自身规律形成的自然减速的叠加，造成经济增长率回落过快。
　　哈继铭也认为，中国伴随全球经济已进入下行周期，面临历史上从未出现的经济增速下滑与通胀压力高企并存的困境，宏观调控需要合理的政策组合——“紧货币”防通胀，适度“宽财政”防滞胀。
　　具体的财政政策组合应为：调整出口退税率及个人所得税负，扩大增值税转型范围，未来开征资源税，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以及农业的支出。
　　“紧货币”则体现在继续通过信贷的窗口指导、存款准备金率的进一步上调等数量型工具管理流动性，将货币增速控制在16％的目标以内。
　　此外，物价管制将逐渐放开，能源价格将继续正常化。这一进程并不增加“额外”的通胀压力，只是使目前的隐性通胀得以释放。能源价格的正常化长期来看可以降低需求、减轻通胀压力，但短期必然伴随货币紧缩政策以及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
　　哈继铭认为，这些措施既可缓冲经济下滑，又有利于经济转型。
　　据悉，在国家统计局半年经济数据发布前，国务院已召开了常务会议，总结前半年经济工作，并研究下半年经济工作安排和宏观调控政策基调。和前半年政府强调“首要任务是控制通胀”不同，后半年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基调要求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同时也要保持控制通胀的政策力度。宏观调控要考虑企业经营困难的问题，例如，增加企业债发行缓解融资难。同时，强调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国家统计局本次新闻发布会，首次在北京国际新闻中心举行。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北京国际新闻中心将接待奥运会期间来北京采访的未取得国际奥委会“奥运注册卡”的新闻记者。■

楼继伟

李剑阁担任副董事长并将出任中金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及财政部各有一前领导出任独立董事

　　【《财经网》专稿/记者 李箐 实习记者 胡亦男】中央汇金有限公司（下称汇金公司）董事会正式改组，楼继伟出任董事长，同时担任中央汇金公司党委书记。
　　57岁的楼继伟目前担任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投公司）董事长。这家成立于2007年9月的国家级投资公司正是汇金公司的全资所有者。此次董事会调整也当是因应这一权属变化进行的部署。
　　《财经》获悉，汇金公司董事会的重组方案已于本周获国务院正式批复。新董事会将设五名董事，其中执行董事三名，除楼继伟外，还包括副董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李剑阁和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独立董事两名，分别为中国人民银行及财政部前官员——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和财政部纪检组原组长金莲淑。
　　汇金公司成立于2003年12月16日，最初为承接外汇注资国有商业银行而设立的平台，后来逐渐实体化，代表国家对重点国有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目前，汇金公司已经向中行、建行、交行、工行、银河证券、进出口银行、申银万国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和光大银行进行了注资。
　　汇金公司原来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分别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和财政部委派。第一任董事长为时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郭树清，副董事长为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马德伦（2004年10月由证监会主席助理汪建熙接任），总经理为时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的胡晓炼（2004年9月由谢平接任）。
　　汇金原董事会成员还包括：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东荣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储备管理司司长黄国波，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徐放鸣（因受贿罪，已被判13年有期徒刑）、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孙晓霞、预算司副司长王卫星，以及时任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的谢平、央行货币金银局局长叶英男。监事会成员则包括财政部财政监督司司长耿虹、央行会计司司长胡正衡和经济学家邓先宏。
　　2007年9月30日，中投公司成立后，汇金公司正式并入中投公司，此后关于汇金公司董事会重组和重新定位的讨论一直在进行中。
　　汇金董事会的变化，也将引发其旗下的中国建银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建银投资）及后者持股51%的中外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下称中金公司）的一系列变化。目前建银投资旗下收购的多家证券公司正在面临转让和重组，而中金公司原董事长汪建熙在出任中投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风险官后，其在中金公司的继任者业已明朗——据《财经》获悉，此番出任汇金副董事长的李剑阁即将兼任中金公司董事长一职。■ 

资料：
　　楼继伟：1950年12月出生于浙江义乌，现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投公司董事长。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曾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贵州省副省长、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十六届中纪委委员、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李剑阁：1949年12月出生于江苏南通，原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国家计委法规司副司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家经贸委法规司副司长、司长；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常务副主席、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
　　谢平：1955年7月出生于浙江温州。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非银行金融机构司司长、湖南省分行行长、研究局局长和金融稳定司司长，汇金公司总经理。
　　吴晓灵：1947年1月出生。现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济学硕士，研究员。1985年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所应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88年任《金融时报》社副总编辑；1991年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体制改革司副司长；1994年任政策研究室主任；1995年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1998年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1998年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2000年至2007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金莲淑：1942年出生，原任中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组长。吉林财贸学院财政系财政专业大学毕业。1985年至1989年任财政部工业交通司副司长，1989年至1994年9月任财政部工业交通司司长，1994年10月至2007年3月任财政部纪检组组长，2007年4月任中国会计学会会长。金莲淑目前还是长江电力（上海交易所代码：600900）独立董事，中石油（上海交易所代码：601857）独立监事。

《财经网》既往相关报道：
李剑阁即将出任中金公司董事长

“主流媒体”要发挥在舆论监督中的应有作用，不能甘当新兴媒体的配角，更不能缺位

　　我于1970年进入南方日报社工作，前七八年在“左”的禁锢下办报，后30年在改革开放大潮流中办报；其间目睹了“报上无批评，尽是莺歌燕舞”的情景，也经历了从禁锢到开放的大转折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舆论监督起起伏伏，但总的走势是从优良传统恢复到立体式舆论力量的形成。我们应积极总结历史经验，正视现实问题，决不能在新兴媒体发展的阶段，弱化“主流媒体”舆论监督的功能。

从禁锢到开放的亢奋
　　经历过“文革”时期的报人，都深受“阶级斗争工具论”的祸害，一味强调为路线斗争服务，办报不讲真实性，版面上都是“形势一片大好”，没有批评报道，“假大空”盛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报人才真正回归到其真实位置上来。改革之初，我们完全处在精神亢奋的状态，不遗余力宣传三中全会政策，批评阻挠三中全会精神落实的思想观念和错误做法。那时，我任《南方日报》驻梅县地区记者，常在农村 采访，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强烈要求恢复生产自主权的呼声与日俱增。当时正值冬种，我便写了一篇题为“不按长官意志办就不能搞好冬种生产吗？”的述评，批评了当时农村工作的“左”的倾向。
　　稿件见报后，老百姓叫好，绝大多数干部叫好，也有人大兴问罪之师。惠阳地区一位公社书记写了一篇批判文章寄到报社，说我的文章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生产计划。他当时有这种想法，不足为怪。长期以来，农村工作，包括耕种这类具体的农活，种什么不种什么、什么时候种，不仅农民说了不算，生产队长说了也不算，而是县里统一规划，公社督办，农村大队干部抓落实。当时有一种说法，只有三种人会种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也有的说是两种人，因为许多大队党支部书记对这种做法也有抵触，但没有发言权。三中全会之后，有了中央政策的支持，农民要求生产自主权的呼声越来越高了。报社领导了解情况，当然对那位公社书记的批判文章不予理睬。
　　当时，对“大包干”的责任制很多人想不通，甚至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两头通”、“中间梗塞”，也就是说，高层是通的，认识比较一致；另一头，就是农村生产队长加上部分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因为长期在农村第一线劳动，对“左”的危害看得清楚，有切肤之痛，因而对三中全会精神非常拥护，还一再要求继续放宽政策。而相当一部分地、县和公社领导思想是不通的。省里召开地、县、公社三级干部会议时，责难之声不绝于耳。
　　《南方日报》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有针对性地选择了一些反面典型展开批评报道。当时，报纸常出现的流行语就是“冲破禁锢，放宽政策”。但是有些地、县、公社领导就是想不通，认为现在已够乱了，再放宽还得了？在省里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有些人在会上责难《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放言“《南方日报》这回跑不掉了”，要“秋后算账”了。对此，时任南方日报社党委书记的丁希凌和另一位领导陈培（后来担任了总编辑）在会上理直气壮予以回应。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对《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是支持的。1981年4月初，任仲夷到梅县地区调研，我随同采访。他一路走一路看，听干部汇报，与农民交谈，听到的几乎都是对生产自主权和“大包干”责任制的赞许声。在离开梅县地区前发表调研谈话时，他对农村的形势归纳为六个字：“顺心，顺手，顺路。”他说，“顺心”，就是顺乎了群众的心意；“顺手”，就是干部指挥生产顺当了；“顺路”，就是顺社会主义之路了。我根据随同采访来的材料以及任仲夷的谈话精神，写了一篇通讯，标题就是任仲夷讲的六个字——“顺心顺手顺路”，发在《南方日报》头版头条。任仲夷谈话精神的传播，对推动农村经济政策在广东的进一步落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也为《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以及由此引发的是是非非下了结论。

优良传统恢复后的舆论监督提升
　　被“文革”玷污的党报，在宣传三中全会精神中清洗了自己身上的污泥浊水，舆论监督的优良传统得以恢复。
　　为什么说是优良传统呢？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党执政之初，也将党报的批评当做党的建设的有力武器。从中央机关报到地方党报，都高度重视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对那些目无法纪、政纪、以权势压人以及官僚主义作风等现象的批评，经常见诸报端。华南分局机关报《南方日报》创刊后第一个著名的批评报道，是1950年2月在第一版显著位置批评了广州一名局长，批评他的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
　　尽管如此，当时，《南方日报》却曾因批评报道一再受到《人民日报》的点名批评。1953年1月8日，人民日报社地方报纸组给南方日报社来函，批评《南方日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经常有力。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报纸工作述评，批评《南方日报》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做得不够，表现了很大的软弱性。2月12日，《人民日报》的报纸工作述评再次批评《南方日报》开展批评不力。
　　其实，自1950年至1953年，《南方日报》批评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的报道、读者来信和评论达100多篇，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方日报》是主持公道的”，成了《南方日报》当时的口碑。那么，《人民日报》为何还再三对《南方日报》进行批评呢？这也许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仍属不够得力，而引发批评的导火索是广州市税务局第二分局局长扣押人事件。《人民日报》认为，此事严重侵犯人权，受害人申诉了八个月，《南方日报》并非毫不知情，主要是不敢揭发。后来，广州市机关对这位局长作了处分，《人民日报》又认为处分太轻，批评《南方日报》报道处分决定时未表示任何意见。
　　面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南方日报》的负责人没有去抵制、去反驳，而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整改，还主动向上级党委报告。因为《南方日报》负责人是非常赞同搞舆论监督的，《人民日报》的批评其实就是为《南方日报》开展舆论监督壮了胆。中共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针对《人民日报》来函和《南方日报》的答复批示：“来信与复信应即发各级机关首长一阅。”这实际上是告诉各级领导，《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做得还不够，必须支持《南方日报》搞好批评报道。有了《人民日报》和上级党委的支持，《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反右”之后，批评报道少了。后来紧跟着又有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有些媒体领导因对浮夸风问题发了“内参”，便在运动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职处分。在这种大形势下，只能说形势好，谁说个“不”字就有可能垮台。当然，各地的情况也不完全相同，而且当环境比较宽松时，批评报道又悄然有所恢复。比如，纠正浮夸风时，《南方日报》等报纸又寻找机会开展舆论监督，上级党委也强调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960年7月，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就曾指令《南方日报》在第一版刊发批评报道。8月28日，他在省委工作会议上提出：“报纸主要是表扬好的，但是也要有适当批评，对具体工作中的缺点要有揭露，这样才有战斗性。”尽管这样，批评报道不再像50年代那样尖锐和持续了。到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后的1962年11月，迫于当时的形势，《南方日报》编委会发出了“关于报纸不作点名批评的通知”，批评报道对事不对人。
　　对事不对人，怎么把握啊？难！有些报纸试图避开敏感的话题，对官僚主义以及社会上的某些丑恶现象等进行批评，比如，《羊城晚报》开设了“五层楼下”专栏。这些难得的批评报道，当属打“苍蝇”“蚊子”、不打“老虎”之列，但到了“文革”也不容存在，被扫得一干二净。最终，《羊城晚报》还被斥为“造谣放毒”的报纸，在“文革”中停办了。

“主流媒体”监督功能不应弱化
　　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舆论监督优良传统得以恢复，并不断提升。为什么说提升呢？因为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批评报道不只局限于事实本身，还有一批深度报道。那时，《南方日报》的舆论监督有几年曾有过这样的辉煌：每周至少有一篇批评报道发在第一版，每年有四至五篇批评报道刊登在头版头条。当年，读者和业界对《南方日报》有两个评价，一是政策宣传做得好，二是批评报道搞得好。批评报道强化了《南方日报》的权威性、战斗性，成为了《南方日报》的拳头产品。
　　1988年10月28日，中共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信给《南方日报》，表扬其在惩腐倡廉报道中做出的贡献。信中列举了《南方日报》揭露的一批以权谋私，令不行、禁不止，违法乱纪的人和事，然后指出：这些报道对党员、干部、群众都是很好的教育，对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具有重要作用，希望继续努力，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1990年12月23日，广东省纪委再次来函勉励《南方日报》，并“再次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媒体的批评报道有三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上世纪50年代，是舆论监督的兴盛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全党开展反腐败斗争阶段，是舆论监督优良传统得以恢复并得到提升时期；第三个时期是网络等新的传播手段兴起时代，是新媒体、传统媒体与民间舆论形成合力的立体式的新型舆论监督时期。
　　第三个时期的舆论监督不仅实现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互动，而且媒体与民众的监督结合起来，打破了沉闷的局面，把舆论监督推向了新的阶段。
　　而今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第三个时期，“主流媒体”舆论监督存在弱化的现象。尽管最终“主流媒体”也可能参与并形成合力，但顺序往往是：网络等新媒体介入——传统媒体跟进——“主流”传统媒体最后进入。
　　形成这种“模式”的原因何在？网络相对自由，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同声音的环境比较宽松，先进的技术手段传递的信息更直接、更迅速，不易被拦阻，并可以与受众互动。而“主流媒体”大多属于传统媒体，传播速度远远落后于网站等新媒体，又不具备互动性；而且，这些强势媒体都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禁令”很快就到位。哪一个国家的媒体完全不受约束呢？问题是我们有些地方“禁令”用得太滥了，而且只有传统媒体才管得住。久而久之，传统的“主流媒体”舆论监督的弱势就出来了。
　　传统“主流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缺位，或成为新媒体的配角、追随者，丧失的是它的最可贵的权威性和战斗品格。我们应该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搞好舆论监督的经验，发挥“主流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应有作用，不能甘当新兴媒体的配角，更不能缺位。■

　　范以锦：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本文同时刊载于7月7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霍德明：平准基金增加市场噪音，最大的问题是公平问题
　　
　　【背景】7月10日，《新京报》报道称，中国证监会相关人士就所谓“平准基金入市”的传言作出澄清，“迄今为止，证监会内部还没有得到这个消息。”该报记者询问了几家券商和基金公司，对方均表示，没有听说有推平准基金的事。
　　近一周来，市场突然止跌回稳，并连续三日大幅上涨，有些市场人士把股市大涨和所谓“平准基金”挂钩，认为“平准基金”已经入市。
　　日前，吉林证监局局长江连海在《上海证券报》发表题为《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呼唤平准基金》的文章。此外，《证券时报》《瞭望》等媒体也刊登署名文章，呼吁推出平准基金。
　　平准基金又称干预基金，是政府通过特定机构，如证监会、财政部、交易所等，以法定方式建立的基金。据支持者说，这种基金可以通过对证券市场的逆向操作，在股市非理性暴跌时买进，在股市泡沫泛滥、市场投机气氛狂热时卖出，以熨平股市非理性波动，达到稳定证券市场的目的。但以历史事实来考验，全球范围内，所谓平准基金，迄今无一成功。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霍德明认为，建立平准基金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会干预股市正常涨跌，引发公平问题。他还指出，政府不应直接从事股票投资，所谓“救市”，救的只是输家的信心。
　　霍德明说，作为学者，他是不同意政府建立平准基金的，当然，在执行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至少短期内如此。台湾“国安基金”就是一个例子。“国安基金”出自李登辉当政时期，此前虽然没有“国安基金”，但是，国民党是有基金的，他们往往联合起来进行炒作。当时，国民党控制很多公司，这些公司联合起来影响力很大。因为当时国民党执政，利用这种执政地位，他们有办法做到一呼百应。如果执政党对股市控制有效的话，即使不符合经济学原则，罔顾效率和公平，行政力量从某些角度讲仍然是“可为”的。这点不能不承认。
　　但是，霍德明认为，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中国资本市场长远的发展上讲，中国都不应该建立平准基金。理由有三：
　　其一，香港、台湾都是小地区，靠托市，小局面可以暂时稳定。中国作为大国，一旦开始以平准基金托市，并且长期坚持，变成常例，就会是很可怕的事情。从防微杜渐的角度讲，应该坚决反对。
　　其二，越干预股市，越会增加市场噪音，使本该正常出现的涨跌不能体现，结果该跌的没有真正跌下去，该涨的却涨不起来。
　　其三，最大的问题是公平问题。台湾“国安基金”也没有办法确定是否只利于少数人，或者是否有人从中渔利。在台湾，过去的操作始终伴有这样的非议，“为什么买这个不买那个”等，难堵众人之口，难平众人之心。
　　市场上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很多人赔了钱，就需要平准基金救市，霍德明认为，这个理由显然不成立。首先，平准基金是逢低入场，股价上涨后，平准基金就会抛售，难道政府需要专门成立一个部门投资股市吗？或者说平准基金就有义务替其他投资者“埋单”吗？第二，如果说平准基金入市，能够建立市场信心，也只会对那些股市输家起作用。在旁边拿着资金准备进场的人，对政府如此作为会丧失信心。也就是说，它建立的是“愿赌不服输”之人的信心。
　　他认为，市场涨跌有常理可循，等到大家都不再理这个市场，股市就会反弹。从台湾股市来看，曾从12000点跌到2000点，跌到原来的六分之一；A股跌得并不太厉害，就是跌到1000点，和其他国家地区相比也没什么了不起。国家实力仍在，实体经济发展强劲，大家仍会争着买进。而且，中国股市没有融资融券这样的信用手段，金融市场本来就相当稳定。
　　霍德明提醒说，当股市真的威胁到金融机构安全时，才需要政府出手，而目前并无此迹象。■
　　
　　《财经》实习记者 张冰采写
　　本栏目主持人信箱：zheyuyang#caijing.com.cn

周其仁：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中国人民是知道往哪里走的

　　【背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200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
　　会议指出，我国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的历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改革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为契机，解放思想，凝聚共识，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坚持以改革推动经济发展，以改革推进改善民生，以改革促进社会和谐，以改革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的《关于200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按照“十一五”规划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了具体任务，确定了各项改革任务的牵头负责部门和实施步骤。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领导，搞好改革的总体规划和统筹部署；突出重点，力求在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明确责任分工，认真督促落实，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教授说：“有一个看法是我多年坚持的：中国社会无论遇到多大的问题，实际上，解决的办法已经在这个社会里分散蕴藏着了。至于自发的解决困难的努力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变成国家政策？条件是不同的。”什么叫改革？周其仁说，“我的理解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不是想出另外一套东西来指导中国人民往哪里走，中国人民是知道往哪里走的，问题是你让不让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那种方式生存、合法。”
　　周其仁是在2008年7月9日举行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作上述表示的。
　　他说，30年前，农民存在什么问题？农民穷，可是，同时农产品非常缺。那时，中国农产品的困难程度是离谱的，各种各样的票，城市居民有几十种之多。过年时，一户人家会有一二两芝麻，凭一张票到固定的地方去买。社会不是不需要农产品，可是就是没有供给，其实，供给了就可以增加收入！同一个农民在公家的地里干得一塌糊涂，还教育我们下乡知青怎么能够少用点力气，而不被干部看出来，但是，同样是这个农民，他回到自己的自留地里后，行为就完全不一样了。自留地再大一点，就是把整个生产队的土地划到一户一户去做，就是“承包到户”，这样的做法，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我们所知最早的包产到户是1956年下半年，在浙江永嘉县。所以说，我们今天在北京讲中国存在什么问题，其实，首先感受到这些问题的还不是经济学家，而是身在其中的老百姓。问题在于自发的反应会不会被社会承认？这个情况差别是很大的。1956年在永嘉组织包产到户的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后来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命运悲惨。
　　周其仁解释说，改革中，两层角色非常重要。一个是政府，其政策方向往哪里走？对底下做出来对头的事情是否看得见？看见以后是承认还是坚决打击？这个反应就会决定国家的命运。经济学里讲到了，一个制度发生变化，一定要原来那个体制维系的成本非常高，越来越转不动，损失代价要被人感知到，感知到这种成本的人要有足够的数量。还有重要的一点，支持改革的政治家要在关键的位置上。他知道这个体系转不下去了，他产生变革的意识，愿意承认民间自发的努力。30年后，我们始终认为邓小平的贡献很伟大。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所以要有一个关键人物对过去体制的成本有感知，同时愿意运用他的政治权威给它合法化的地位。人们常常称赞当年若干个“1号文件”的作用，现在回头来看，“1号文件”根本不是教育农民的，农民早就知道包产到户是行的，主要是教育国家干部的。
　　第二个层面，就是学者、研究者、调查者的工作。为什么这样说呢？周其仁说，因为制度发生变化，除了原有的体制成本要足够高，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变化体制的成本要足够低。怎样才能低？信息非常重要，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哪些事情做得通？哪些事情做不通？他认为，他们那一代学人，机缘巧合，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一点工作，其实并不是说决定了什么政策方向，而是降低了这个社会的信息成本，他让当政者知道，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做了也不会产生原先想像的危害。
　　周其仁表示，“我相信，中国今天同样面临很多问题。如果你不了解30年前的情况，你会认为今天的问题大得不得了！”比如，相当普遍的腐败。怎么去解决？跟30年前一样，自发的努力，国家的权威政策方向，还有就是把底层、上层打通，降低人们对于制度变化的心理障碍、认识障碍，使得我们分散的利益汇合成改革国家的伟大力量。■

《财经》记者 杨哲宇 实习记者 姜海燕 采写
本栏目主持人信箱：zheyuyang#caijing.com.cn

早在数周之前，刘根山已被要求协助调查，此次被拘源于“骗贷”，或有不少新的犯罪事实被揭示

　　【《财经网》专稿/记者 杨海鹏】经《财经》记者多方证实，上海茂盛集团董事长、“公路大王”刘根山已因经济犯罪问题被上海警方拘留。有关人士透露，早在数周之前，刘氏已被要求协助调查，“在此期间，刘交代了不少以往的事情”。
　　51岁的刘根山出生于上海杨浦区，起家时曾与周正毅有过生意上的合作。18年前的1990年，从北京通县交通局下海的刘氏，回上海作了一段“个体户”后，开始在香港作贸易。1991年，刘氏的香港茂盛国际集团杀回上海市场，成立上海茂盛企业有限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1997年在上海销售额前100家的房地产公司中，刘的茂盛房地产有限公司排名第13位。
　　2000年，“老公路”出身的刘根山，联合上海市城建集团、建工集团共同投资的上海市高速公路项目顺利中标，并开工建设。该项目总投资约100亿元，由刘氏当年成立的茂盛集团控股，于2001年底至2003年相继投入运营。
　　由此，他的“公路大王”的名号广为人知。至今为止，为茂盛集团控制或曾经参与的高速公路项目，有上海的“沪青平”、“沪嘉浏”、“同三”、“南环”，浙江的“宁波绕城”、“北仑港”和“甬金”等八条，总里程达900公里以上。
　　除了公路项目，茂盛集团在上海地产方面手笔颇大，开发了包括“大唐盛世花园”等房地产项目逾70万平方米，公司在上海城乡拥有大量土地储备。据两年前的资料，茂盛集团在上海市中心九江路、西藏路、城隍庙贮存商品土地约10万平方米。此外，在上海拟建的洋山深水港区中心泊位有1000亩土地。
　　2003年，刘氏在香港以11.3亿港元购买了上市公司“亚细安资源”，更名为“茂盛控股”（香港交易所代码：00022），准备将自己在内地的公路资产放进上市公司，但因为政策上的障碍未得成功。2007年中，刘氏将该上市公司出让给香港伦氏家族的“永伦集团”。
　　与周正毅不同，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已经拥有亿万家资的刘根山，一直保持相对低调。上海人对他最早的记忆，是他曾与20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某歌手有过绯闻。
　　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称，刘根山从来不张扬自己在政界的关系，但他在政界实际上人脉很广，交往颇深。三年前的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案，就牵出刘根山在1995年的三起行贿案件——建行上海分行三支行行长章作斌、退休的分行副行长江凤英和一倪姓高管，曾经各受其贿赂。当时因对行贿罪处罚的法律不完善，刘根山与茂盛集团逃过刑责。
　　知情者认为，刘根山此次被查，或与2004年开始的家族内讧有关。2004年初，一封关于刘氏涉嫌经济犯罪的举报信被散发于内地和香港。在整个银贷收紧的大环境下，刘以及茂盛集团受到来自各大银行、银监部门和上海警方经侦部门的轮番调查。茂盛集团本已趋紧的资金链接近崩溃，被迫出卖资产维持运转。刘根山怀疑这封信是他妹夫郭应嘉所写，由此家族成员之间相互怀疑，也为有关部门进一步了解该公司的内情创造条件。
　　接近侦察部门的人士说，此次刘的被拘，案由是“骗贷”。估计随着调查的深入，会有不少新的犯罪事实被揭示。
　　“以刘在上海政商两界的十数年经营，远比周正毅大方的出手，如果他开口，对上海政坛的震动可知。”上海司法系统一高层对《财经》记者称，“刘在里面交代了很多以往的事情。”■

新经典
《重读自由主义及其他》
徐友渔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作者是当代国内老资格的自由主义者，此次他重读自由主义，颇具深意。这组文章中的第一篇“对自由主义的重新阐释”与第四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的根源”，充分表达出作者对国内知识界两极化思维倾向的批判——既反对以文化保守主义取代政治自由主义，又反对以权贵资本主义取代正义与德性指引下的市场经济。
　　诚如作者所言，在这两种极端之间，由洛克代表的“中道”自由主义立场，可能是最兼顾社会发展与公平原则的，至少，它是一种健康的、不可或缺的社会批判声音。可是当代中国知识精英对自由主义的认同程度，远低于20世纪初期他们的前辈，作者指出，“这是最值得玩味和反省的问题”。此外，在第三篇文章“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作者认为这一学派的价值内涵是其批判精神，但无论是其理论形态本身，还是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都不无问题，需加倍小心。

《残酷的选择——发展理念与伦理价值》
（美）德尼古莱著，高铦 、高戈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
　　这部作品其实是老经典——完稿于1969年，是当时最重要的发展伦理学作品之一。今天，当我们面临几乎同样残酷的选择时，我们将其视为新的经典，推荐给《财经》读者。
　　古莱于2006年辞世，有鉴于他的贡献，国际发展伦理学会设立了“古莱奖”。他的发展伦理学基于两项要素——“存在理性”与“脆弱性”。前者特指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得不努力求发展，依此而有的理性。诸如“优先发展重工业”、“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市场化”等政策；与此相对或可被视为“发展之代价”的，是因发展而有的“脆弱性”，当一个社会缺乏适当的防护措施，以应付将它推入变化过程的那些力量时，它是脆弱的。弱势文明及弱势群体是脆弱的，因为他们无力抵抗物质文明的诱惑。强势文明及强势群体也有脆弱性，因为他们无力化解发展带来的冲突。 

知识与情趣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杨天石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
　　作者从事民国史研究30多年，曾发表《中山舰之谜》，胡乔木多次称赞其“有世界水平”。晚近，作者两度前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蒋介石手稿，多次赴台阅读蒋介石“大溪档案”，也多次访问日本和英国钻研蒋介石资料。此著两卷本，所考事迹自蒋介石早年（28岁）至晚年（85岁），因属日记研究而更具思想史特色。
　　作者对蒋介石的“定性”有三句话：首先，蒋介石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故而值得考察；其次，蒋介石是一位复杂人物，故而不得不详尽考察；第三，蒋介石有大功，也有大过，故而研究者应力求客观与公正。

《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
丁贤勇、陈浩译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这套资料是日本外务省杭州领事馆于1921年撰写的内部报告，旨在如实反映领馆辖区内的社会经济状况。如两位译者所言，这是外人视角下的浙江日常生活的记录。我们习以为常故视而不见的事实，他们会格外重视。
　　例如，普通人每日餐饮的开销，经过调查，确定为3角至4角。与餐饮相比，衣着明显要贵许多。又见第372页1924年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汇报关于绍兴和宁波的调查报告，中等家庭每月开销约17元，其中柴米油盐占10元，房租及学杂理发报纸等费用约7元，其中未见衣着开支，或许是当地家庭自给自足？第373页，当地农民每年的收入，饭食之外，大约剩余50元，不及绍兴和宁波中等家庭年开销的一半。蛛丝马迹显示，20世纪20年代中国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大约是0.5或稍高。

《宪政人物》
应奇编，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4月第一版
　　感谢作者慧眼识珠，我们才有了这本可能被埋没的集子。作者于2007年3月应邀访台，在中研院一家图书馆见到并复制了这套旧资料——原载于早已停刊的《宪政思潮季刊》中的“宪政人物”专栏。这一栏目介绍的宪政人物，始自但丁，终于大法官沃伦，由专人撰写，其中不乏名家。此次刊发，颇有益于国内读者关于政治体制之思考。
　　本刊学术组

面对汹涌而来的就业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称其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财经网》综合报道】6月底7月初，又一批创纪录的高校毕业生涌入劳动力市场，加之宏观经济受到灾害和国际经济环境影响，中国的就业形势面临空前压力。
　　7月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视频会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达了对就业形势的担忧。
　　据尹蔚民介绍，多个因素给2008年中国的就业形势带来压力。
　　一是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体的青年劳动者数量达到历史新高。来自教育部的信息显示，今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将达到创纪录的559万人，比去年增加64万人。由于2007年尚有70万～80万大学生未能就业，因此2008年实际需要就业的大学生将超过600万人。
　　二是中国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也会制约就业。2008年以来，中国连续遭遇的南方雨雪灾害、汶川特大地震以及严重洪涝灾害，已造成大批企业停产、停业，大量个体工商户歇业，大批人员失业，并将对全国就业局势带来影响。
　　三是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也会加剧就业压力。2008年是中国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国政府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的一年，经济专家预计，中国的下岗或失业人员将大量涌现。
　　中国政府2008年初预定的就业指标达到了近年最高。中国政府计划2008年城镇新增就业是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左右，这比2007年的预定目标下降0.1个百分点。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表明，2008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640万人，为全年目标的64%；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82万人，为全年目标的56%；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77万人，为全年目标的77%。就业总体情况与2007年同期基本持平。
　　尽管如此，面对汹涌而来的就业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称其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分析人士指出，就业困境将是中国政府长久面临的难题。■

（《财经》实习记者　徐凯）

总案值10亿以上，受损货主包括若干上市公司、大型国有及民营企业

　　【《财经网》专稿/记者 杨海鹏 王和岩】《财经》记者获悉，作为国内最大民营食用油进口商之一的中盛粮油工业（天津）有限公司（下称“天津中盛粮油”），半月来已被全国数十家货主和金融机构提起诉讼保全，总案值初步统计达10亿以上。
　　据了解，“天津中盛粮油”分别与货主们签订有“委托进口棕榈油合同”。据此，货主以信用证方式通过银行支付货款，并向“天津中盛粮油”支付货值10％以上的代理费。棕榈油（毛油）进口后，先存放于“天津中盛粮油”的天津保税仓库，随后再由委托进口方负责精炼销售。然而近期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原本价值不菲的大量“毛油”所剩无几，令有关货主钱货两空。
　　6月初事情败露后，货主纷纷采取法律行动，向公安部门以“诈骗”或“骗贷”为由报案并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申请查封“天津中盛粮油”资产。
　　从现已作出司法保全措施的情况看，该案受害单位为分布于浙江、天津、北京、上海、云南、江苏等地的20多家进口公司，还有宁波农行和浙江交行等金融机构。尚有不少货主未及提起保全措施。据《财经》记者在天津、浙江多方问询，受害单位多为资金实力雄厚的国企、上市公司、大型民营企业或三资企业。
　　杭州中级法院人士向记者证实，该法院已经在半个月接到八起针对“天津中盛粮油”实际控制人王伟及其旗下公司的诉讼。涉及杭州气轮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交易所代码：200771）旗下的热联进出口、交通银行、浙江中大科技集团等。杭州上城法院亦接到一起诉讼。“以平均标的计算，杭州一市涉及的诉讼案件，总案值现已在5亿左右。其他地区法院情况不详。”知情人士说。
　　同时，据《财经》记者在天津获得的有关材料显示：江苏开元国际诉中盛粮油标的为1.97亿元；宁波农行求偿约893万元；亦有数家天津进出口公司和银行对“天津中盛粮油”提出求偿要求。
　　“天津中盛粮油”在业内颇有知名度，它在天津保税区的食用油仓库，系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指定“食用油交割仓库”，进出货物俱受海关监管，一般代理进口商对此仓储安全颇为放心。有的货主为方便其提货精炼销售，甚至将保税仓库提货单交给“天津中盛粮油”有关人士保管。
　　一些业内人士分析，“天津中盛粮油”的实际控制人为宁波商人王伟，上述情况很有可能是他为填补公司资金链断裂的窟窿，大量盗卖库存棕榈油套现所致。
　　三年前，“天津中盛粮油”曾经是香港上市公司中盛粮油（香港交易所代码：01194）在国内十余家子公司中的旗舰公司。2005年9月，中盛粮油炒美盘大豆期货巨亏1.8亿。2007年6月6日，该香港上市公司发出公告，将“天津中盛粮油”以3200万元出售给上海誉宸、香港誉和和宁波协凯。王伟实际控制“天津中盛粮油”后一个月，“天津中盛粮油”成为大连商品交易所棕榈油期货交易的14家指定交割仓库之一。
　　王伟目前已被通缉。他在“天津中盛粮油”的主要助手董事长陈宝和另一白姓高管已证实被天津警方刑事拘留。《财经》记者调查显示，中盛保税仓库的储油现已十分有限。浙江法院系统一高级法官对《财经》记者称，现在尚不清楚储油是否被“天津中盛粮油”大量盗卖，数据谁也拿不出来。但显而易见，王伟及其旗下企业的资产，已难偿还债务。
　　7月4日，大连商品交易所发出公告，声明取消中盛粮油工业（天津）有限公司豆油、棕榈油指定交割仓库资格。截至发稿时，“天津中盛粮油”的经营业务已陷停顿。时有各地法院前往位于天津保税区的“天津中盛粮油”保税仓库，寻查可供保全的资产。与此相关的数间上市公司，尚未对该项风险作出公告。■

如不能在2025年到2030年间完全消除煤炭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气候变化就有失控的危险

　　【《财经网》专稿/记者 于达维】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研究中心的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7月4日在东京国立联合大学举办的气候变化讨论会上再次呼吁，人类必须在2025到2030年完全消除来自煤炭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否则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将失去控制。
　　作为最早关注全球变暖的科学家之一，早在1986年，汉森教授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就首先提出了人类面临全球变暖的危险。而在20多年后，全球变暖所带来的挑战，早已经深入人心。
　　“但是，现在公众和各国政府还没认识到其严重程度。”他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警告说。
　　汉森回忆说，他在当时之所以意识到全球变暖的危险，并不是来自于单纯模式的计算；因为模式计算由于考虑的参数不同，往往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他是在研究了地球历史上对于二氧化碳浓度的反应，以及最近几百年来地球经历的变化之后，才得出结论的。
　　目前，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经达到385ppm（parts per million)。理论上，使地球气候保持稳定的浓度水平是350ppm，但根据最新的研究，这个安全水平很可能只有325ppm。
　　从1978年到2008年，由于全球变暖的持续，北极冰盖已经从800万平方公里减少到400万平方公里左右。根据美国宇航局最近的卫星观测，北极点附近的冰盖今年夏天将完全消失。
　　“冰盖一旦消失，经需要上万年的时间来恢复。”汉森告诉《财经》记者。
　　他说，由于气候系统的惯性，人类历史上排放的二氧化碳还在持续发生作用，如果排放继续增加，气候变化将不可遏制。根据计算，要让海上的浮冰保持稳定，二氧化碳水平应不超过300ppm。
　　目前，煤炭排放的二氧化碳，仍占全球排放总量的40%；而从人类历史上排放的总量看，煤炭排放的二氧化碳更是占到了一半。尽管从上世纪70年代后，各国对于煤炭的使用都处于下降趋势；但是由于近年原油的紧张，各国对于煤炭的使用又有所回升。
　　以日本为例，煤炭占其能源总量在2000年降至25%左右，而近年增加到40%左右。而中国的煤炭用量，则一直保持在一次能源供应的三分之二左右。
　　在汉森看来，由于石油的使用是分散的，人类很难从每辆交通工具的排放中捕捉二氧化碳，而煤炭的使用则相对集中，消除其排放的二氧化碳在技术上是可能的。
　　“如果人类还想要保持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气候形态，就必须进快设法消除来自煤炭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他补充说。
　　汉森建议，首先就应该禁止新建一切无法进行二氧化碳捕捉和封存的燃煤电厂。因为如果不能设定具体行动目标的话，设定任何减排的目标都是不现实的。
　　据悉，他已经给即将在日本北海道举行的G8峰会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能够考虑这一建议。
　　不过，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他对此却并不乐观。“在各个国家，化石能源巨头拥有巨大的话语权，而大自然的话语权是很小的。”
　　“也许在我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二氧化碳有任何减少的迹象，但是如果在你们年轻人的一生都看不到的话，人类就危险了。”汉森警告说。■

外在环境越是恶劣，生存其间的人们，就越容易被置于非自力所致的伦理困境之中。一个相对人道的社会，必然会尽量减少乃至消除这样的外在环境

　　江苏农妇李道红，用安眠药亲手杀死20岁的脑瘫女儿；同在去年，成都姑娘婷婷用枕头捂杀熟睡中的精神病孪生妹妹涓涓；今年5月，武汉精神病人谢某被其哥哥与姐夫杀死后抛尸湖中。
　　这些案件让人莫名悲凉，为死者，也为无奈而杀人的生者——那些无奈而杀害亲人的生者更具悲剧性。
　　这三起案例有个共同特征，就是病人对家庭生活的长期拖累之后，家属不堪重负，以致弑亲毁己以求解脱。在统治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造成这些悲剧的真实原因，既不是病人，也不是病人的亲人，而是某些基本制度的阙如。
　　如果有健全的医疗保险制度，政府从每年的税入中全额支付每个人的医疗保险费用，那么这些悲剧的发生概率即使不是零，至多也不会超过10％——精神病人住在精神病院里，脑瘫病人住在医院里，亲人可以去探视，但绝不会影响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们会不堪其累，杀之而求解吗？
　　当然，仅仅有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要对付无底洞般的医疗费用，在目前中国可能还是存在一定难度的，因此，除此之外，社会力量参与慈善救助，也十分重要。
　　在个人、家庭、社会、政府，这样一个关系链条中，个人处在最末端，而政府处在最上端。从税收的基本原理出发，税收的两大类——直接税和间接税，意味着每一个消费者都是纳税人，这些税负供养着政府的存在和活动。那么，作为政府，它在日常生活中所应该承担的基本职责和义务，就是保障每一个纳税人的基本生活，它至少要保证纳税人可以在不受他人额外牵累的状态中，基本人道地生活下去。
　　与此同时，由于公民社会一直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对社会团体、社会组织一直处于监控状态中。作为公民社会标志性组织的各类团体无法获得自由空间，本属于公民社会重要内容之一的慈善机构，无法很好地开展活动。
　　因此，我们可以说，无论从作为角度看待，还是从不该作为角度看待，政府都没有履行其相应的义务，没有承担其相应的责任。正是由于政府应当作为而没有作为——该建立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却没有很好地建立，应当不作为却作为——不应当干涉社会团体的自由活动却不肯放手而实行监控，才导致了个体公民的单子化生存。
　　如果说1949年以后的前30年时期，公民个人几乎被弃置于彻底的孤立状态里；那么，这后30年，公民个人所能得到的关怀仅仅是回归到家庭亲情之中，至于来自社会的关爱以及政府的服务，依然不多。
　　公民的这种单子化与准单子化生存状态下，倘若以上述三个案例作为分析对象，人们将很清楚地看到其所导致的多重伦理困境。
　　第一重最直观的伦理困境，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发生的。亲人患病，家人应当尽力救治与照顾，这是一般意义上爱的伦理义务。然而，每个人都享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的期望，符合人道地生存于世的权利。当一个人的病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折磨其家庭成员的时候，其家庭成员们符合人道生活的基本期待也就如空花泡影，除去障碍还是留下障碍？而其间发生伦理困局的当事人谁都没有错，这就是第一重伦理困境。
　　第二重伦理困境，是隐性地发生于家庭与社会之间。当一个家庭被某个亲人的极端病情折磨于日常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时，社会组织一则缺乏足够的信息，从而无法提供相应的帮助；二则缺乏足够的自由去提供帮助；三则缺乏足够数量的组织全面帮助各个遭受各类生活障碍的家庭。尤其是第三个原因所导致的情况，将使得全社会的善心与善行不能得到有效释放，社会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地配置。于是，以病人及其家庭为一方，以社会为另一方，双方处于“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爱莫能助、爱莫受助的困境之中，而错依然不在双方中的任何一方。    
　　第三重伦理困境，则发生在政府与“罪犯”之间。当社会和政府都没有向本应当提供帮助的公民、纳税人提供帮助之后，受困于第一重伦理困境的家庭无计可施，从而以同归于尽的决绝，打破伦理困局，将自己置于罪犯的境地。此前从未出场过的政府，这时迫不及待地出现了，它宣布这个从伦理困境中突围的人是罪犯。如果仅仅从法律条文看待，这种宣布，在哪个国家都是名正言顺的，因为“罪犯”们确实侵犯了病人的生命权。但是，从国家伦理的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政府此前的缺席，才导致了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政府虽然不是直接凶手，但它是间接杀人犯。在病人痛苦的时候，以及病人的拖累使得其家庭成员心力交瘁的时候，政府从来没有代表过病人，从来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帮助，那么现在它又有什么理由可以代表死去的病人追诉、惩罚杀人犯呢？这就是罪犯与政府之间发生的第三重伦理困境，这一困境的发生是因为政府不称职。
　　第四重伦理困境，发生在政府与罪犯以外的个人及社会之间。虽然相对于罪犯，政府需要很厚的脸皮，才能嗫嚅着说：“你是罪犯，你应当受惩罚。”但是，如果政府不这么做，也许会导致大量借此为名的犯罪。政府不但承担着提供社会保障的义务，也承担着保障社会安全的义务。于政府自身而言，由于自己的错误作为与不作为，将自己逼进一个伦理死胡同。于是，这就出现了第四重伦理困境，惩罚还是不惩罚罪犯，这是个问题！
　　从政治哲学以及法理含义上，作为现代国家的功能体现者，政府存在的最主要理由就是，当个体公民凭己力以及一般的社会能力，无法解决日常生活中的严重生活障碍时，政府有义务解决。如果政府不能解决，那么，当个体公民为此而毁灭了自己的生活时，责任该落在政府头上，而不是个体公民头上。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条明显的规律：外在环境越是恶劣，生存其间的人们，就越容易被置于非自力所致的伦理困境之中。一个相对人道的社会，必然会尽量减少乃至消除这样的外在环境。
　　上述三个案例所示伦理困境下的悲剧，在这转型过程中，不会是最后的悲剧，但它们已给这个社会提供了足够的信息，也许每个人都该思考，如何减少这样的悲剧。毫无疑问，最该反思的是政府。■

作者为本刊法律部首席法律顾问

“弑亲”悲剧一再上演

　　2008年6月10日，江苏铜山县47岁的农村妇女李道红在北京海淀法院出庭受审，她被控故意杀人，而受害者是其20岁的女儿。
　　李的女儿出生后就患有重度脑瘫症，20年来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只会用哭闹来与人交流，家人多年来四处寻医看病，得到的都是“治不好”的诊断，精神和经济上都承受着外人难以想象的重压。
　　2007年1月18日，李道红与丈夫张明为给女儿治病赴京求医，当晚11点才找到一个便宜合适的住处。第二天晚上，丈夫外出买饭时，李道红独自面对女儿，做出了一个决定，把200余片安眠药喂进女儿的嘴里。之后，李道红将枕巾、被子覆盖在熟睡的女儿的脸上，结束了她20岁的生命。
　　2007年6月29日，李道红被刑拘；同年8月4日被逮捕；11月19日被提起公诉。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诉称，李道红“临时起意”，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已经触犯刑法，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
　　然而，李道红的亲友均为她求情。法庭门口，李道红的丈夫张明嚎啕大哭，甚至下跪希望法官能从轻处理。李道红的大女儿写给法官一封求情信，细数母亲多年来对妹妹含辛茹苦的照料，以及多年来经历的苦难。
　　庭审时，47岁的李道红满头白发，看上去远比其实际年龄苍老。她对检方的指控没有异议，也没有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只辩白道：“我只是担心，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谁会来照顾她。”
　　检察官在庭审中指出，经司法鉴定，李道红患有神经障碍，作案时处于发病期，但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鉴于李道红尽心尽力照顾被害人多年，并且作案目的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和女儿痛苦，建议法院从轻处理。
　　类似的案例今年年初也曾在四川成都发生。19岁的婷婷在精神病院的病房中用枕头捂死了自己的孪生妹妹涓涓。这对孪生姐妹原本感情深厚。2001年，妹妹因为患脑膜炎，高烧昏迷十多天后留下后遗症，间歇性精神失常，经常无端打人、砸东西，甚至多次有危及亲人的伤害举动。为治病，全家耗尽积蓄，变卖房子，还欠下大笔外债，一家人在经济上、精神上都不堪重负。
　　去年8月，妹妹被送到彭州市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姐姐前往照顾。在住院十多天后的一个凌晨，姐姐用枕头捂死妹妹后，打报警电话自首。事发之后，曾有几百邻居联名写信为婷婷求情。警方经鉴定认为婷婷由于不堪妹妹带来的生活和精神压力，已出现了抑郁综合症的表现，其杀人行为与其所患抑郁综合症有一定关系，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婷婷被控故意杀人罪。今年2月，成都彭州法院一审判处其缓刑。但检察机关认为法院判决“量刑畸轻”，提起抗诉。检方认为，不能因为涓涓是精神病患者，就漠视其生命权，检方担心此案会给类似情况的家庭带来负面效应。目前该案还在二审过程中。
　　一个月前，在湖北武汉，又一起类似案件发生。5月18日，武汉市江夏区一名精神病患者谢某被其哥哥和姐夫害死。谢某时常殴打母亲及邻居，并多次放火烧房，使其家人深受其害，被当地人称做“武疯子”。死前一天，谢某再次放火将哥哥的房子烧毁。“忍无可忍”的哥哥和姐夫联合，用绳子将其勒死，全身塞满石头后沉入湖中。
　　因不堪精神和经济之重压而将病患的亲人推向死亡，类似的案例近年来常常见诸媒体，引起广泛争议。有人认为“情有可原”，有人则认为“人命关天”，必须究责。法律与情理纠葛，司法如何应对面临考验，而社会如何应对此类情况，更需深远考虑。■

本刊记者 秦旭东/文

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一起打砸烧事件 新闻动态 　 [ 06-29 12:41 ]

　　据新华网6月29日消息，贵州省瓮安县城28日下午发生一起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事件。
　　据当地警方介绍，28日下午，一些人因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
　　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立即指示要求尽快妥善处置。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崔亚东迅速赶至事发现场，指导当地党委、政府处置和平息事件。至29日凌晨2时，围观人员缓慢散去，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瓮安县城秩序目前已基本恢复正常。

官方媒体发了一篇报道“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一起打砸烧事件”，照理是非常不起眼的事。瓮安，什么地方，听都没听说过。
　　却不料，这个不起眼的新闻，有那么多的跟贴，调子竟然与官方媒体不一样。在跟贴中，我们读到了激愤的民意。
　　难道这又是一起“华南虎事件”？难道是当地政府利用掌握媒体的优势，先发制人？我不知道，但我提请中央彻查此事。
　　细读官方的报道，还是有不少疑点的：“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
　　请问，“一些人”指的是“哪些人”？在中国，老百姓大多数是“顺民”，凭“一些人”怎么能煽起来？是这些人有大本事，还是政府确实做了“不轨之事”？
　　上万人打砸烧事件，这个关键词是非常值得探究的。难道贵州人都是刁民？有没有可能是地方政府在利用我们国家的宣传政策，一旦把这个事上升为打砸烧事件，宣传部门就可以干预，不让这个事情在媒体上出现，达到封杀的目的？
　　自古以来，多数是官逼民反，所谓刁民，也只是官府的说法。
　　幸好，瓮安县级别还很低，即便贵州省，中央也能搞得定。
　　请中央彻查此事，让我们以四海清平的中国，来迎接奥运会！！！

《财经网》声明：本版评论仅系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财经网》立场。

中央部署“县（市、区）委书记大接访”活动

《财经》记者 陈中小路 《财经网》 　 [ 06-30 21:04 ] 

要求全力推进群众信访问题，尤其“事要解决”，要为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创造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

　　【《财经网》专稿 / 记者 陈中小路】6月28日下午，中央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召开全国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电视电话会议。
　　据《财经》记者了解，自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建立了“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这一联席会议的主要成员单位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家信访局等28个部门和单位。其主要职责是：了解、掌握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的情况和动态；针对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提出对策建议；组织协调有关方面处理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督促检查有关部门和地方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各项措施的落实。
　　此次6月28日的会议，对全国开展“县（市、区）委书记大接访”活动和中央国家机关在奥运会期间组织干部下访工作等进行了部署，要求全力推进群众信访问题，尤其“事要解决”，要为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创造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
　　根据会议要求，全国各县（市、区）委书记，要在7月至年底展开“大接访”活动。各省相关工作负责人均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后对各省相关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
　　该次会议后，贵州省随即召开了全省部署“县委书记大接访”电视电话会议，省委副书记、省信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富玉就贯彻落实好全国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开展好贵州省的县(市、区)委书记大接访活动和做好奥运会期间的全省信访维稳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王富玉表示，县在国家组织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国家的很多政策和措施都要靠县一级去落实，基层存在的很多矛盾和问题都要靠县一级去处理。预防和解决信访问题，基层是重点，县级是关键。开展县(市、区)委书记大接访活动，由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亲自出面接访，直接与群众接谈，能够畅通和拓展民意表达渠道，倾听到各方面的声音，使群众的诉求能够顺畅表达、问题能够及时解决、情绪能够有效疏导。每个县(市、区)都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由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在公开场合，面对面接待上访群众，亲自带头处理信访问题，下决心把信访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为实现贵州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也就在6月28日下午会议召开的同时，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了数万群众围攻县委县政府以及县公安局的打砸烧事件，起因是群众不服当地公安局对一女生意外死亡的鉴定结论。上述会议召开之后不久，王富玉作为贵州省委处置瓮安“6·28”事件工作组主要领导之一，赶往瓮安进行处理。贵州官方称目前事态已经得到了控制。
　　据《贵州日报》报道，瓮安事件已经引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注。■

官方通报贵州瓮安事件过程

《财经》记者 罗昌平 《财经网》 　 [ 07-01 22:30 ]

7月1日下午，瓮安县公安局大楼被焚烧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贵州省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死者为跳河自杀，并称在7月1日晚死者尸体解冻后，由省、州、县公检法部门法医联合进行复检 

　　【《财经网》专稿/记者 罗昌平】7月1日下午15时许，贵州省瓮安县公安局一楼大厅，消防官兵正用高压水枪冲洗发黑的墙壁与地面。大楼正前方的玻璃，几无完体。街道两侧挤满了军用卡车与警车，以及手持挡盾的武警。
　　距此六公里外的县城西门河大堰桥边，当地女中学生李树芬的遗体仍放在一具冰棺内。一个用简易帆布搭建的帐篷，以及一根临时接通的电线，已使这名年仅16岁的死者之遗体保存至第十天。沿河两岸仍有200多名百姓围观。
　　邻近此处的瓮安县城关第三小学旁，包括李树芬父亲李秀华在内的近十名家属，被瓮安县“6·28”事件应急指挥部工作人员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正就死者的安葬等问题进行协调。
　　此前三日，即6月28日，瓮安县公安局、县委办公大楼、县政府办公大楼等遭遇群体性的冲击，起因正是李树芬的非正常死亡。

死者7月1日晚再次尸检
　　李树芬，女，汉族，1991年7月26日生，家住瓮安县玉华乡雷文村泥坪组，系瓮安三中初二年级学生。 
　　根据《财经》记者获得的瓮安县“6·28”事件应急指挥部通报称，6月28日下午4时左右，瓮安县城发生了约200人打、砸、烧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公安机关大楼、上万群众围观的严重群体性突发事件。
　　该通报称，这一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由是对女学生李树芬死因的争议。通报显示：2008年6月22日凌晨，女学生李树芬在县城西门河大堰桥死亡后，“经公安机关侦查查明，李树芬系自己跳河溺水死亡，并将调查处理意见及时告诉并书面通知死者家属。但死者家属不服，认为有奸杀的可能，要求进行尸检鉴定。”
　　官方通报表示，鉴于家属对死因存在异议，“瓮安县公安局经报贵州省黔南州公安局同意后，州公安局及时派出法医到瓮安进行尸检。”并且，“尸检时，死者的母亲、姨娘、外婆等五位亲属都在现场。经检测，也确认为自己溺水死亡，排除奸杀的可能。”
　　通报称，死者家属在此次尸检之后，“拒不安葬死者。”
　　死者的哥哥李树勇（1989年12月9日生，瓮安县第二中学高三毕业生）告诉《财经》记者，李树芬死亡前的6月21日，她的同班同学王某自早晨至晚间一直约她外出玩。由于白天要做功课、洗衣服，李树芬于当晚20时许离家去找王某。当晚22时许，王某电话通知李树勇，李树芬当晚将留宿她家。至次日零时，李树勇再次接到王某电话，对方称李树芬已跳河。家属赶至并打捞起李树芬后，发现其已死亡。
　　7月1日晚7时40分，贵州省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公布了李树芬死亡时在场三人的身份，称三人都是农家子弟，没有特殊背景。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有传闻说，元凶是县委书记的亲侄女，另两个参加行凶的男生和派出所所长有亲戚关系，还有传闻说元凶是副县长的孩子，请问是这样的吗？”
　　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罗毅表示：“经我们了解，县委书记王勤不是瓮安本地人，夫妇二人在瓮安没有任何亲戚关系。经公安机关调查，事发时与死者一起玩耍的陈某、刘某、王某，三人父母均在农村务农，因此上述说法不存在。”
　　另针对有传闻说李树芬的叔叔在与公安人员的争执中被打死一事，瓮安县公安局副局长周国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李的叔叔（李秀忠）就李树芬死亡事件从派出所调查出来后，教育局办公室通知其协助做工作，之后，在保险公司门口被打，目前公安局已成立专案组，案件正在调查中。
　　贵州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王兴正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经反复向死者家属耐心细致的解释，其所有家属同意安葬，但要求下葬前再做一次尸体检验。现已决定，在7月1日晚尸体解冻后，由省、州、县公检法部门法医联合进行复检。
　　王兴正表示：“我们一定会高度负责地做好检查鉴定，并及时通报鉴定结果。”

“6·28事件”经过
　　从瓮安县城驱车不出一刻钟，即可抵西门河大堰桥。西门河从瓮安县城一侧穿过，两侧均有水泥护栏。一位在河边钓鱼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通过钓竿测算，河道最深处可达三米。而案发现场的大堰桥，靠岸一侧约一米，中央可达两米。
　　李树芬的遗体截至《财经》记者发稿仍停放在桥墩一侧。遗体保存于一具冰棺之内，通过简易线路连结电力，前上方则是用帆布临时搭建的帐篷。在冰棺四周，挤满了从瓮安县城及各乡镇赶来围观的群众。沿河两岸，偶有身穿制服的警察出入。
　　就在“6·28”事件发生之前的几个小时，瓮安县公安局向李树芬家属发送了《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这份盖有瓮安县公安局公章的函件称，“经查：李树芬系于2008年6月22日凌晨零时12分许在瓮安县西门河大堰桥处自己跳河溺水死亡。现已对李树芬尸体作检验鉴定，死因已查明，李树芬尸体没有继续保存的必要。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条之规定，再次通知你于2008年6月28日14时前将李树芬尸体领回安葬。否则，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此份通知书一式两份，一份交死者家属，一份附卷。不过，《财经》记者获知，死者家属一直拒绝在通知书上签名。 
　　正是在上述通知发出后的当天，即6月28日下午4时左右，死者家属组织了一些人拉着横幅，在街上游行一圈后到县政府上访。
　　按照贵州官方的通报，“由于当日正是周六，街上人较多，部分群众尾随队伍前行，人越来越多。16时30分许，游行人员到县公安局办公楼前聚集。公安民警拉起警戒线并开展劝说工作，但站在前排的人员情绪激动，在少数人的煽动下，一些不法分子用矿泉水瓶、泥块、砖头袭击民警，并冲破民警在公安局一楼大厅组成的人墙，打砸办公设备、烧毁车辆，并围攻前来处置的公安民警和消防人员，抢夺消防龙头，剪断消防水带，消防人员被迫撤离。20时许，不法分子对瓮安县委和县政府大楼进行打、砸、抢、烧，一度冲击邻近的县看守所，整个过程持续近7小时。”
　　贵州官方称：“ ‘6·28’事件，共造成县委大楼被烧毁、县政府办公大楼104间办公室被烧毁，县公安局办公大楼47间办公室、4间门面被烧毁，刑侦大楼14间办公室被砸坏，县公安局户政中心档案资料全部被毁，42台交通工具被毁，被抢走办公电脑数十台，全部直接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共造成150余人不同程度受伤，大部分均为轻微伤。整个事件处置中，没有任何人员死亡。”

死者家属与政府代表展开协调
　　《财经》记者在瓮安县城所视，“6·28”事件发生现场，仍可见石块、砖头和碎玻璃渣。被焚烧并掀翻的车辆已被清理，但行政大楼被烧之印迹清晰可辨。
　　据悉，事件发生后已引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公安部部长孟建柱都做出批示。随后，中共贵州省委决定成立处置瓮安“6·28”事件工作组，下设劝说疏导组、事件调查组、政策舆论法规宣传组、交通管控组、善后保障组、医疗救护组、善后建设组等九个应急工作组。
　　7月1日，《财经》记者赶至死者家属租住的地址，包括李树芬父亲在内的近十名死者家属，被工作组善后保障组成员围得水泄不通。一位现场的官员告诉《财经》记者，死者家属正与官方代表协调，内容包括安葬补偿等。
　　“尸体已停了十天了，最好是尽快入土为安。”善后保障组副组长、瓮安县政协副主席邓忠学告诉《财经》记者。
　　邓忠学同时表示，工作组将尽最大可能听取死者家属的意见，是否考虑做进一步的尸检。“目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检察院和省公安厅，都向瓮安县派出了法医、刑侦等领域的专家。”邓忠学说。
　　在瓮安县城，四处可听到针对此次事件的广播，各主要街道的交叉路口，亦可见全副武装的官兵执勤。《财经》记者途经瓮安县粮站时，一队约10人的武警官兵，正义务清扫街区的垃圾死角。
　　据《贵州日报》报道，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于6月30日专程赶到瓮安县，现场指挥“6·28”事件处置工作。石宗源表示，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上，干部作风上，工作方式方法上，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

瓮安县委书记、县长被免职

《财经》记者 罗昌平 《财经网》 　 [ 07-04 19:59 ]  共有 9 条点评

纪检监察部门已对原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在“6·28”事件中的领导责任进行追究，相关结果将会公之于众

　　【《财经网》专稿/记者 罗昌平】贵州官方网站“金黔在线”7月4日18时17分发布消息称，中共贵州省委、中共黔南州委对瓮安县党政主要负责人作出调整决定，其中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均被免去党政一切职务。
　　《财经》记者获知，贵州省委和黔南州委同时作出决定：任命龙长春为中共黔南州委委员、常委、中共瓮安县委委员、常委、书记，免去其中共铜仁地委委员职务，提请省人民政府免去其铜仁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职务；谢晓东为中共瓮安县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提请瓮安县人大常委会任命其为县人民政府县长。
　　王勤被免去中共瓮安县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海平被免去中共瓮安县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提请瓮安县人大常委会免去其县人民政府县长职务。
　　6月28日下午，因对该县一名女中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部分群众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上访。在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最终酿成群体性突发事件。
　　7月3日下午，中共贵州省委在贵阳召开瓮安“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决定严查彻究在此次事件中严重失职渎职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
　　一位与会者告诉《财经》记者，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王富玉在分析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时，明确指出，瓮安县党委政府在长期的工作中，没有正确处理好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系，没有正确处理好群众正当的利益诉求的问题。随后，时任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做工作汇报时，其所汇报内容却并未分析当地党委、政府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通篇叙述事件发生的过程和过程中他们所做出的“巨大努力”。王勤的汇报一结束，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就批评其“自我批评少、解释情节过程多，分析原因少”。
　　此次会议上，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向会议建议，免去瓮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政委罗来平和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申贵荣的职务。同时，要求纪检监察部门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查究瓮安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有关领导的责任。
　　《财经》记者获知，7月3日晚，原黔南州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庞鸿，已调任瓮安县，任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和局长，周胜出任瓮安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兼任政委。
　　贵州省纪委一位高级官员告诉《财经》记者，有关纪检监察部门已对原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在“6·28”事件中的领导责任进行追究，相关结果将会公之于众。■

《财经网》既往相关报道：
瓮安公安局局长和政委被免职
官方通报贵州瓮安事件过程　
贵州省公布瓮安“6·28”事件经过
贵州省委书记称瓮安事件有深层因素
武警总部介入贵州瓮安打砸烧事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