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教育的长期性决定了这里的信息不对称性不仅最强而且最难缓解——多发的是杀医事件而非杀师事件（医疗的效果短期可见而教育的效果要在很长时间之后显现）。经济学家通常建议，克服信息不对称性的基本途径是“以专家制衡专家”。例如，金融市场存在强烈的信息不对称性，于是散户可以联合聘请基金经理，极大缓解了信息不对称性。又例如，医疗服务存在强烈的信息不对称性，只要允许医生自由行医，专家总可以抗衡专家。教育服务存在强烈的信息不对称性，应允许教师自由办学，以获得专家抗衡专家之效益。教师自由办学？在既有教育体制之内谈何容易！可是教育是影响以后几代人的事情，显现很慢，却很紧迫。普通官员可以不闻不问，最高官员却不能回避。老布什竞选时以“教育总统”为选票号召，是一显例。
理想形态，教师若可自由办学，将出现职业经理人市场，教师自治群体可以到市场上聘请经理人来管理学校，称为“校长”。教师若不能自由流动，那么，社会将受到市场规律的惩罚。其一是师资的浪费，而且浪费巨大，因为缺乏流动性故回报率极低，教师人力资本投资趋于短期化。其二是学生很难与教师相互匹配，犹如贝克尔描述的“婚姻市场”——均衡状态可定义为没有任何夫妻因羡慕其他夫妻而离婚，在教育市场里，均衡状态可定义为没有任何学生愿意离开目前的教师而另觅其他教师，同样，没有任何教师愿意离开自己的学生而另觅其他学生。因为知识的极其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一名教师通常可与许多学生“匹配”，不是真正的，只是在获取规模经济效益的工业原则基础上的匹配。后现代教育，例如近年异军突起的可汗学院，借助互联网及教育的智能软件（自适应学习），可能实现学生与教师之间真正的匹配。
中国教育现状或许比任何国家都更加远离市场原则，更谈不上落实李克强总理关于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改革设想。与城市化进程和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密切相关的教育体制弊端之一是这样形成的：
在广州这样的都市地区，十几年前，农民工集中居住的区域，称为“城乡结合部”，打工子弟学校不能从官方教育管理部门得到任何实质性拨款，因为，教育官僚们要维持自己收入比GDP和通胀更高的增长率。于是，那时这些区域的学校，往往以承包形式交给民营教育机构。十几年之后，例如广州，都市范围经历了急剧扩展，原来民营机构办学占用的土地，早已成为市区甚至商业区，地价增长数十倍乃至数百倍。教育官僚们当然眼馋，必须在承包合同到期时，将土地收归“公家”所有。至于用途，以市民可怜的知情权，在竣工之前，通常难以知晓。
那么，从办学者的立场考虑上述问题，就出现了巨大的风险。因为十几年前办学时，学校的品牌声誉尚未确立，需要十几年惨淡经营，巨大的师资和社区投入，终于初见成效，学校收入也随校区和社区的发展而有显著增长。假如教育官僚们随意收回学校另外招标，显然，承担了先期办学投入的办学者，在竞标中不可能胜出，因为品牌的代价很高。那些低价胜出的新来的办学者，其实占有了免费搭车的好处。品牌声誉一旦确立，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学生家长短期内不会改变他们对学校的选择。只在发达市场社会，学生家长用脚投票的成本（搬家另觅学校）相比于教育成本或许不很高。
免费搭车者既然潜在可以获取原有学校的品牌价值，那么，他们可以竞相对负责招标的教育局官员行贿，只要贿赂不超过品牌价值。于是，品牌价值至少一半以上，将转移给教育官僚们。仅此一项，我可推断，广州白云区教育局不可能让信孚教育集团中标（参阅财新网的详细报道）。
以上仅大致描述了各地教育官僚寻租的许多途径之一。我之所以愤愤不平，首先因为我深研教育问题且亲自从事教育实验多年，深感官僚体制对教育的摧残可能贻害百年。其次因为这一途径的寻租，确实后果严重——将来哪一家民营教育机构还敢办学？
农业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先导。农业改革从包产到户开始，现在深层问题是土地承包期限是否应从有限转变为永久。为什么这是深层问题？因为农业生产者在土地改良和维护方面的长期投资，取决于土地使用权的永久性。基于同样的制度经济学原理，学校承包期限从有限，例如18年，改为永久，至关重要，决定了办学者是否愿意为品牌声誉长期投资——主要是师资和社区。如果不解决这一长期激励问题，教育永远无希望摆脱官僚体制的摧残。
所以，我呼吁中央尽快设立教育改革领导小组，或与医改小组合并为一组，因为长期性和信息不对称性，相类。
最后修改于 2014-05-14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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